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动力之分析
田湘红
诞生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在半个世纪之后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在2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人所接受，进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对于这一来自西方的思想能够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现象，很多学者从中国所处的历史情境中探讨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但这种探讨大多限定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客观层面，主观层面的探讨则主要从心理角度来进行。笔者认为，在认识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时，首先应考虑的是谁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即认清选择的主体。而这一问题对很多研究者来说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不需要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笔者认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此之后将其中国化的。作为选择主体的知识分子的起源、精神凭藉、思维模式等都会对其认识和判断有极重要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其行为和实践。因此，本文拟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知识分子——出发，探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何种特质导致他们进行了这样的选择。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
作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知识分子在中国兴起是近代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才发生的。同各种欧风美雨的思想的来源一样，“知识分子”这一名词也是来自遥远的西方。它最初是来源于俄国的“intelligentsia”，英语中与之相对应的“intellectual”则出现得更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阶层，其出现被认为是近代以后才发生的。〔在西方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特殊涵义的词汇。从规范性的意义上来讲，知识分子首先是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并以此为职业的人，即脑力劳动者。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基于公共利益而非私利的立场来关注一切公共事务，自觉地承担维护社会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的责任。
虽然“知识分子”的名词来源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这一群体也是从西方嫁接而来。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有其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和渊源，即中国古代的士。通常认为，士是一群拥有专门知识，并握有公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人。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先秦时期，士主要指游士，在封建制解体以后，他们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获得解放，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游走于各个国家，期望能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此时的士接近于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拥有独立的精神和人格，与权势之间没有依附关系。秦汉以来，通过察举制以及后来制度化的科举制，士逐渐被纳入官僚系统，成为大一统皇权统治之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独立批判的精神有所减弱。
近代以来，为应对西方国家的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学的冲击，清政府开始创办新式学堂，新式教育开始兴起，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也进而转变为了知识分子。在新式教育兴办的过程中，传统的私塾和书院逐步被西方近代学校所取代。从1862年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的创办，最初入学人数的10人，到半个世纪后的1910年，全国学堂总数达到了42696所，学生总数达1300739人。这些数字表明学堂数量和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人数已经大大增加。日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皆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例如陈独秀青年时期学习过的杭州求是书院即为浙江于1897年创办的第一所高等新型学堂。李大钊就读的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创办于1906年，是中国最早的政法学校。**少年时期就读的湘乡东山学堂则是湖南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新式学堂的教育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士有所区别，所学的知识体系从封闭转向开放。他们不再像传统的士那样局限于古书典籍的研读，诸如像算学、地理、绘图、体育等新学科知识的分门别类，以及各种新思想的涌入使其接受的信息量要远远大于过去。
当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培养方式的变化，更由于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求除了出仕之外的其他生存途径。在科举制存续的年代里，一方面学而优则仕是士的信条，另一方面官僚体系则是士面临的最主要的出路。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士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被纳入官僚体系，从而成为官僚体系的重要来源。清末科举制的废除，意味着士已经失去了进入官僚体系的通道，同时也失去了士能够存续的制度化环境。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给失去生存和晋升之途的士提供了赖以存在的路径，士也由此向知识分子转化。此时可供知识分子选择的就职范围较之前大大拓展，主要集中在教育、新闻、科技、法律等领域，而官僚体系已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的出路。职业选择的多样化使得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获得了安身立命之本，这让他们与国家政治权力之间保持一定的疏离成为可能。经济上的独立使得知识分子得以保持人格上的独立，从而以独立的精神来思考和评判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而揭开马克思主义介绍和宣传大幕的新文化运动，正是1905年废除科举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最活跃的一代人所带来的结果。其中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时任《新青年》主编、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则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他们都以不同于士的崭新面貌活跃于思想文化领域。
概而言之，近代以来，原本应经由四书五经熏陶的读书人因接受教育方式、学习内容、生存途径的变化而不复士之原貌，因而被冠之以了新的称谓，即知识分子。从此，知识分子取代士成为历史舞台的重要角色。
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动力——知识分子“士志于道”的传统
进入近代之后，传统的士也随之转型为知识分子。虽然在知识结构、教育经历、职业生涯等方面知识分子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士的面貌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士完全脱离了关联。这种关联由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而显得更为明显和突出，这就是自孔子以来中国古代的士所形成的“士志于道”的传统。孔子曾多次谈到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4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5 〕在这里孔子要求士有担当有责任，能够做到超越自己个体及群体的利害得失，去关怀整个社会。后来的孟子更进一步将士与道的紧密关系进行了阐释，他说：“天下有道，出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6 〕实际上在孔子和孟子看来，士之所以为士，就在于他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道”是他存在的最基本的凭藉，失去了“道”，则士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就不能称之为士。
虽然孔孟之后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迁，士的社会地位、身份、与政权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但自孔孟起就塑造的士以道自任的精神一直为士人们所信奉。当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时，士会积极关注现实，做到“达则兼济天下”;当政治控制严密时，士活动的空间萎缩，只能反躬自身，修身养性，做到“穷则独善其身”。当然，看似消极的背后依然隐藏着关注现实的渴望。这种关注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面临国家、民族生存危机之时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身上显得更为突出。作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陈独秀，其经历颇能说明这一问题。陈独秀是典型的由传统的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知识分子。从小随祖父修习四书五经的经历已经在他的头脑中灌输了“士志于道”的精神，后来接受新式乃至西式教育只是使其更进一步坚定了弘道的信念。无论是他1905年创建反清组织岳王会、参加辛亥革命，还是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发动新文化运动，都是弘道信念在行动上的体现。即便当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实践趋于破产，未能达成救国救民的理想之时，他也未曾放弃。在以道自任的精神支撑下，陈独秀积极在西方思想库中寻求能够解决中国现实危机的理论武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陈独秀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其主办的《新青年》也因而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其他知识分子如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都是出于对“道”的一种坚持，才在众多来自西方的理论思想武器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秉承了“士志于道”的传统，但其所弘扬的“道”的具体内容与传统的士所致力于的是有区别的。在孟子看来，仁义才是儒家之道，因此，志于道即为志于仁义。〔7 〕因此，简单地来说，就“道”的内容而言，传统的士所弘扬的是“仁义”，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道”是包含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二者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有着天壤之别，因而似乎从这里无法看到恪守“士志于道”传统的知识分子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必然关联。如果不从“道”的具体内容上加以考虑，而从弘道的理想目标层面上考察的话，二者其实存在共通之处。无论是弘仁义的“道”还是弘马克思主义的“道”，都是要达成公平、合理的社会文化秩序和政治经济秩序。这种理想和目标用中国传统的话语来说，就是建立大同社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来说，就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正因为在目标、理想层面的共通性，才使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从而使其更容易倾向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对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外在的倡导之“道”，中国传统的仁义是隐含于心的内在之“道”。
由此看来，“士志于道”的传统促使知识分子时刻心怀天下，心忧天下，谋求理想人间秩序的实现，而马克思主义对未来人类社会基于公平正义的安排与内藏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中理想的一致性，更是知识分子群体趋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推动力。
三、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动力——知识分子“实践理性”的思维模式
中西方知识分子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情境中形成的，思想传统也因此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知识分子秉承着自古希腊以来的探究宇宙、自然、社会本源的思想传统，形成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即便是对现实有所介入，仍然与现实政治保持一种疏离的态度，在精神和人格上保有相当的独立性。相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更多的体现出的是“实践理性”。因为坚守和弘扬的“道”是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安排，具有强烈的人间性，知识和学问要在现实中加以运用才能体现出其价值。换而言之，知识要具有实用性，否则就没有学习和研究的必要。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并未培育出“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反而是一切问题都跟现实相关，思想文化从属于政治和纲常伦理，为现实社会服务。“文以载道”、“经世致用”便成为士人时常铭记于心的信条，在任何时候都要拿出来用这一标准检验一番。
进入近代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危机日胜一日，在“实践理性”的思维模式下，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从中寻求解决之道。当然此时的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此时的世界已不是那个世界了，所以李鸿章发出了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慨。当发现从中国传统中已找不出能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之后，中国人进行了艰难的调整，将目光转向了西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时期器物层面的学习，到康、梁进行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以及随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层面的学习，无不贯穿着“经世致用”、“实践理性”的思维原则。然而这些来自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理论武器于西方发挥着重大作用，却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集体陷入思想苦闷和迷惘中。正在他们苦苦思索什么是救世的良方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正如**所说的那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犹如在重重迷雾之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纷纷接触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更是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热情的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实践理性”思维模式下作出的选择。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选择了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理论。但由于前两种理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自由主义则由于一战的爆发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和国内政局不稳、社会混乱的现实，而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怀疑其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和可能性。与上述思想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出发点，马克思对历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和发现了两大规律，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样，在科学性和革命性方面马克思主义超越了其他来自西方的思想主张。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理论要和实践相联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一切现存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以直观的方式理解和认识事物，而不是从实践层面加以理解。〔8 〕正如余英时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不是“静观的人生”，而是“行动的人生”;不是“理论”，而是“实践”。〔9 〕换而言之，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应用于实践而非仅仅停留在理论空谈层面的特点，无疑与长期浸润在实践理性思维定势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相吻合的。**后来的一段话充分体现了这种思维特点，他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0 〕可见，“实践”、“应用”已深深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因此，习惯了以“实践理性”来思考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天然地倾向于具有强烈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经俄国十月革命所实践，则吸引了更多知识分子来了解和学习。因此，“实践理性”思维模式支配下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则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结语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武器，但由于普遍存在的各国无产阶级文化知识水平较低的这一事实，使得其传播和灌输皆需通过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来进行。近代以后不同于传统士阶层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具备了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体。
起源于士而又区别于士的知识分子在选择马克思主义时却深受“士志于道”的传统的影响。或者可以说，以道自任的传统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身上仍然是一脉相传的，它并未因历史情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也并未因所受教育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与知识分子割裂开。恪守“道”的传统和精神已经融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当中，成为其基本性格。基于“士志于道”的传统，知识分子始终带着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心系天下，铁肩担道义，著述论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致力于“道”的传统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的精神动力。正是在追求“道”的精神驱动下，知识分子发现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秩序的追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坚定了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当然，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致力于的“道”在理想上的一致性是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勾联和阐明的。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当他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似乎并不能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接受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提上了日程。
“士志于道”的传统无疑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精神推动力，而重行动轻理论的“实践理性”的传统思维模式使知识分子更倾向于选择和接受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思想和理论。尤其在国家和民族陷入生存危机之时，“经世致用”已经成为知识分子选择救世方案的思想前提，一切皆围绕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强烈的实践特性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性(知识分子已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武器的威力)使具有“实践理性”思维模式的知识分子更易于去接受。
总之，正是由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上述内在特质促使他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这种特质也影响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路径。
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
马克思主义被世界各国的**和工人党列为理论基础，但在实践发展过程中，产生许多不同的流派，产生烈的争执，导致多次分裂。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理论的解释也有变化。致使各派别的理论发展产生相当大的区别，尤其是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的党执掌政权后，就会宣布自己的派别为正统。当前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诠释仍然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一致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20世纪的世界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
但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在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际产生过程和实际地位，有不同的意见。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社会学”体系。并否认唯物主义在其经济学——社会学体系中的实际作用，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主要只是黑格尔哲学的照抄。认为“经济史观”并非“经济动因历史观”，也非像马克思本人所认为的“唯物史观”。哲学家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精致，影响最广泛，也是最危险的历史主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从本质上来讲是为他的政治学说服务的，其“过分强调经济的作用，甚至夸大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主要以唯物主义角度所编写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创立的。
流派观点
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实践是改造人类世界的重要过程。
认为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有其固有规律，其集中表现为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认为人是实践的存在，是社会关系人格化的载体，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历史性三个基本性质，其中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认为商品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基本属性，其中价值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则(劳动价值论)。
认为供求关系可以影响商品价值的外在表现(即价格)，但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资本家以获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的方式获得利润)。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遏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产生回馈作用，生产关系一定会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认为生产关系是主宰著人类阶级组成的因素。
认为社会关系在历史上是随物质条件而变化的。
认为基于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的阶级斗争是历史推进的重要因素。
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旧有的阶级制度将会解体并被新的体系(以所有人的利益为先的体系)所取代。
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必然过程。
认为人应该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非作为生产工具存在;并认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人类社会最后会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即走向共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取消社会分工并消灭阶级差异;消灭一切个体劳动和小规模生产，代之以彻底的社会化大生产;取消国家机器及一切旧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劳动和分配原则;消灭商品流通和货币;消灭一切不平等的道德观念(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消灭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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