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评论家、作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人。为什么鲁迅要弃医从文呢?以下就是小编做的整理，希望对你们有用。
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汪先恩)：
适逢世界读书日，又重读了一遍《阿Q正传》，愈觉自己多少沾有阿Q式毛病，也多少潜藏着抢“宣德炉”和“秀才娘子宁式床”的革命心态，好像每个社会都有抱怨“枪毙不如杀头好看”的芸芸看客，更有阿Q式的替死鬼，社会浑浊时多一点，清明时少一点。文短而意深，可谓不朽之作。细读鲁迅的作品，可以揣摩这位留日前辈为何弃医从文。
有所顾忌的时候，要么匿名，要么假名，要么改名。鲁迅喜欢改名和用假名，本名周樟寿，18岁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周树人，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的笔名“鲁迅”盖过所有真假名。
他赶上了第一次留日潮。1894年甲午战败，天朝被再次警醒，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向西方学习，以夷为师。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主张向引进西方制度成功的日本派遣留学生，理由是省钱省力。1896年清政府选派戢冀翚、唐宝锷等13人赴日留学，开启了留日先河，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筑波大学前身)校长嘉纳治五郎培养，为此他特为清国学生设立预科学校，即相当于高中的三年制弘文学院(始称亦乐书院)。浙江省的周树人经过严格选考，1902年2月被公派到弘文学院留学。1902年夏留日学生为614人，到1904年增到1454人，其中有不少“速成班”的学生，速成班的学生三个月或半年就修业，有些是走过场，所以鲁迅非常看不起他们，玩不到一块。
1904年夏季，鲁迅毕业，面临升学，费用是个大问题。由于四年制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现东北大学医学部)免除考试又免除学费，很有吸引力，于是他于1904年9月到仙台，呆了一年半，学了些解剖学等基础课程，1906年3月辍学，离开仙台。关于离开仙台的原因，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披露了两点：一是从幻灯中看到日俄战争中华人的麻木不仁，二是受到同学歧视。
我觉得还有几点，他没有说。一个是经济问题，当时仙台市很小，消息不灵，挣不到钱，他在东京时翻译小说或写文章能挣点稿费，到仙台就没有机会了;二是孤独寂寞，在东京时尽管看不惯一些清国留学生盘着辫子跳舞或狎妓，毕竟是同胞，吵吵嘴也是一种发泄，而在仙台只有他一人，连吵嘴的人都没有。后来日本人撰文说：同年入弘文学院读书的黄兴，非常有人气，日本朋友华人朋友都很多，而鲁迅年轻时不善交际，在日7年没有结识一个日本朋友;当然，最大的原因是鲁迅对文学的兴趣远远大于医学或地质学。
鲁迅一贯喜欢文科。留日前他在南京的矿务铁路学堂学习，喜欢的读物是《天演论》等，在弘文学院期间，喜欢读外国小说或哲学著作，从仙台回东京，主要痴迷于外国小说翻译与校稿，1908年与钱玄同等跟章太炎谈心式学习，并与与弟弟周作人张罗在东京自费出版《域外小说集》系列，1909年初出版第二卷，就发现此路艰难，两卷都只卖出约20本，惨谈经营，经济空前拮据，同年8月不得打道回府，先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中学堂执教。重回故乡的经历，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鲁迅冷眼看世界。鲁迅不是激进的革命家，而是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有的文章说他参加了1905年8月在东京发起的“中国同盟会”，其时，他在仙台忙于背解剖学之类，不可能出席。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要求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为了抗议，曾于1903年入弘文学院速成班学习的独法律学校(现政法大学)学生陈天华，在大森海岸跳水自杀;曾于1904年入弘文学院速成班的青山实践女子学校(现实践女子大学)学生秋瑾，号召全体留学生罢课回国，而不主张回国的鲁迅和汪兆铭被秋瑾斥为叛徒，秋瑾等12月底真的回国了。鲁迅不同意其激进行为，但还是赞赏秋瑾的革命精神，看看小说《药》中的夏瑜形象便知。
新文化运动给鲁迅带来机遇，他在钱玄同的鼓励和催促下发表了《狂人日记》而暂露头角，其后写出了《阿Q正传》等不朽之著，实现了从翻译家到作家的华丽转身。他的小说几乎都在北京期间完成，但包括仙台医专的所有的经历，都是积累。他始终独立思考，关注社会，关注人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最终把业余爱好发挥到极致，成就一代文豪。他放弃了听诊器，用五官感知社会，当了揭露黑暗，开启明智的医生。
鲁迅的影响：
中国
鲁迅研究横亘整个20世纪， 已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鲁迅学。鲁迅在中国的价值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黑暗的坚韧反抗。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督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7年11月10日，茅盾以方璧名义在《小说月报》第十八卷十一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鲁迅论》。茅盾认为鲁迅的价值在于使读者由阿Q等“老中国的儿女”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这其实是鲁迅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价值。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指出：鲁迅最根本的精神是“为着将来和大众牺牲的精神”，“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纵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就当时来说，还是把中华民族对鲁迅的认识推向高峰，是前一时期鲁迅研究成果的精神总结。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新中国成立17年中就已渐占上风的左倾势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大浩劫，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被踏倒在地了，惟独鲁迅被推上了“神坛”，成为“文革”倡导者们恣意利用的政治工具。然而另一方面，鲁迅的书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借以沿续文化脉络的惟一寄托，鲁迅又一次拯救了中国文化。
国际
日本统治第一时期(日帝时期)的李明善是早期研究鲁迅的代表。他在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鲁迅研究》。在他眼里，鲁迅后来成了一位通过杂文指向革命的富有理想情怀的文学家。他后来站在北部的立场参加南北战争而牺牲。第一时期的左翼作家韩雪野(1900-1976)的作品直接受鲁迅的影响。日帝时期他写了《摸索》《波浪》等短篇小说，明显受到鲁迅《狂人日记》和《孔乙己》的影响。金史良(1914-1950)的短篇小说《天马》和《Q伯爵》，也都受到鲁迅的正面影响。刘阳善(1952- )的《狂人日记》可说是完全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而朴景利的《给Q氏》则明显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日本作家太宰治在系统阅读了鲁迅著作，曾作小说《惜别》一书，描写鲁迅先生在日本期间的留学生活及以日本人的角度分析了其日本生活时期对后来创作的影响。也、花登正宏等先生关于鲁迅在仙台的调查记录和《鲁迅医学笔记<脉管学>》的翻刻、解题。日本已经形成了悠久的鲁迅学史，以20世纪40年代竹内好的《鲁迅》为起点。《鲁迅是一位思想家》的鲁迅论，是日本的思想家与中国的思想家鲁迅在“抗拒为奴”这一点上达到了“深度契合”。之后伊藤虎丸提出了“个的思想”，认为人只有通过“回心”和“反省”、“看见自己”，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达到“个的自觉”的深刻理解使日本鲁迅学界的鲁迅观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北冈正子和丸山升则是实证学者的代表。木山英雄以诗性哲学家的思辨见长。藤井省三、丸尾常喜、吉田富夫、中井政喜、工藤贵正等则善于寻找研究的切入点。而最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是日本学界的调查实证精神，主要体现在仙台平凡社和东北大学阿部兼
韩国的鲁迅研究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丰硕的成果和深度。1920年，韩国的学者梁白华就把日本中国学家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打漩的文学革命》翻译成韩文，把鲁迅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狂人日记》介绍到韩国，至今已有8
5年，形成了相当成熟的鲁迅学学科规模，朴宰雨主编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就是重要的见证。岭南大学法律学院的朴洪奎(1952- )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自由人鲁迅》一书中解释“我喜欢鲁迅的原因，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作为批判性自由人，再没有像鲁迅那样彻底的人物”;“我不赞同把鲁迅当做民族主义者”;“鲁迅对反权力、反奴隶的呐喊，不仅在中国有效，同样，在韩国也有其说服力”。李泳禧是众所周知的“韩国的鲁迅”，他从1950年代末开始偷偷接触鲁迅，视鲁迅为其社会实践的导师来学习，成为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对韩国民主化的贡献是很大的。李光洙是具有代表性的最早表达启蒙思想的文学家，但他在1936年1月6日载于《朝鲜日报》的《对战争时期的作家态度》一文中，却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他以日文发表的短篇小说《万翁之死》，以打杂的万翁为主人公，明显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但在创作旨趣上却和鲁迅不同。
与中国早就建立友好关系的前苏联，在20世纪就出现了谢曼诺夫、费德林、罗果夫等鲁迅研究家，有着很长的研究历史。捷克则拥有著名的鲁迅研究家普实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