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的流行开始于人们对有关流行性传染病相对放松警惕的时期，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自1918～1920年流感大流行以来，没有出现过一种具有如此潜在破坏性的流行病。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历了一个健康状况从传染性疾病占优势到以慢性病为主的转变，并把人力、物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全身性非传染性疾病上。因此，艾滋病出现在这样一个面对这种公共健康危机而很少有社会或政治经验的历史性时刻，断送了曾经在医疗安全方面广泛存在的一种信任。 不但如此，艾滋病在人类疾苦和财力人力需求两方面产生的负担可能在今后数年还要增长，并很可能潜在地影响人口统计格局。因为艾滋病主要侵袭20～49岁的中青年人，已经产生了灾难性的社会和文化上的影响。该病通过平行传播（通过性接触）和垂直传播（从母亲到婴儿），具有降低人类人口增长率的可能，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 在确定健康和疾病的模式方面，艾滋病已经清楚地展示了生物因素和行为因素的复杂关系，由人类设计改变流行病的进程已经证明并非易事。携带者的终身感染性、私密性，性行为和注射毒品的生物心理社会性，以及那些已经被打上最危险烙印的事实，所有这一切使公共政策的干预更加困难。最后，该病毒本身的性质，即它的复杂性和易突变性，使短期技术突破成为不可能。所以，艾滋病是对生物技术限制性的一种清醒提示，并迫使世界面临一系列新的生物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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