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娼妓的历史起源

唐宋娼妓是官府经营的事业，娼妓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列入另册，统称官妓。如欲脱离娼妓名籍，可由本人提出申请。据《东坡志林》记载：苏轼在钱塘做地方官时，“有妓号九尾狐者，一日上状解籍。东坡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据例乞求落籍，东坡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不允。’”
一判从良，脱离娼籍；一判不允，仍操旧业。可见地方官员有随意处置娼妓的权力。
至少在唐宋时，妓女便已分化为不同档次。我们估计，在更为早期的汉代营妓中，其实便已有上下等级的区分。伺候将军们的营妓固然要比普通士兵的美艳婀娜，就是中下级军官的营妓，也必然比较普通士兵的漂亮。
当营妓由军队扩大而为社会，嫖娼阶级便由单纯的武夫，更融入文化层面的官员乃至士大夫之流，则妓女中的一部分，就必然迎合他们的需求而向文化方面流动。我国古代的名妓大都是文化妓，其中最著名者当数薛涛、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人。这些名妓一般不会与嫖客肉身相搏，大体是在品茶饮酒、吟诗作画、抚琴弈棋中，把原本纯粹的淫荡变化出几分高雅来。较之底层野妓与嫖客的兽行肉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而付费也高下悬殊。
原因是文化妓的培养周期长，成本高。余怀《板桥杂记》记述说：董小宛“天资巧慧，容貌娟艳。七八岁时，阿母教以书翰了了。少长，顾影自怜，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依照按质论价的市场原则，自然索费便高，亦属情理之中。
而普通妓女培养成本较低，收费也就相对低廉。至于最底层的野妓，根本无须培养成本，则收费又等而下之了。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于官妓之外，已大量出现私妓。其营业场所，可谓名目繁多。有“茶饭店”、“包子店”、“散酒店”、“菴酒店”……云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其他大酒店只伴坐而已，要买欢则多往其居。（《都城纪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