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观

●宋代重视加强人口管理，教育家、思想家李觏赞成“限田”，并要求取缔那些“冗者”，尤其是取缔僧尼道士
作为对人口管理方面的一个补偿，保甲制度于宋代兴起并逐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成丁之由男女兼指发展为专指男子，成丁的统计由男女兼备而演变为只统计男丁，也是始于宋代。北宋教育家、思想家李觏认为：四民之外的“冗者”，也即大量无职业或从事不正当职业的过剩人口以及过量的工商人口的存在，造成了平民生计的艰难；而究其原因又是土地兼并使然。因此，他赞成“限田”，并要求取缔那些“冗者”，尤其是取缔僧尼道士。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代起婚龄较前代已有上升的趋势。北宋还依唐开元令，规定“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到了南宋嘉定年间已改为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而实际婚龄，男多在二十岁左右，女多在十五到十九岁之间。
●明代末年，人们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到了清代，传统时代的“多子多福”观念遭到了颠覆
明代末年，人们则对“人满”之患有了较多的思考和忧虑。文学家冯梦龙说：如果每对夫妇总是生一男一女，永远没有增减，可以长久维持下去；倘若生二男二女，每一代就加一倍，只增不减，如何来养活他们？科学家徐光启根据宗室贵族人口的增长为依据，得出结论：所谓古代人民多，后世人民少是没有根据的。人的增长率，大抵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如果没有大的战争，决不可能减少。
清代乾隆末年，已届耄耋之年的乾隆帝在一份上谕中表达了他对人口增长太多的忧虑：国家承蒙上天的眷佑，一百多年来太平无事，但人口也比往昔多了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多人食用，生产的粮食已不可能像从前那样充裕了，再加上庐舍所占土地也在成倍增长，从事生产的人手少，消费粮食的人口多，这与百姓的生计很有关系。倘若再因年成好，随意浪费粮食，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有粮食不够吃，而经济窘迫的那一天。朕对此十分忧虑！
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洪亮吉也明确提出了关于人口增长带来危险的警告：治平的时间长了，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所以用来养人的资源是有限的；治平的时间长了，国家也不能不让人出生，而政府为人民所能采取的手段也是十分有限的。一人居住的地方，让十个人来住就已不够了，何况让百人来居住呢！一人的食物让十个人来吃也已不够了，何况让百人来吃呢！
活跃于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等人，对中国之“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极为焦虑，对可能到来的大动乱也十分敏感。除“平均”之类古已有之的主张外，他们还主张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游惰人口实行自愿或强制性的迁徙。
曾亲眼目睹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文人汪士铎，把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直截了当地归结为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甚至违背情理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他的中心论点是：“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因为“世上女人多，世乱之由也”，他所提出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中，除了对“乱民”的屠杀政策外，更多的是针对妇女的，如推广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严再嫁之律，立童贞女院，等等。中国传统时代的人口观至此遭到了颠覆，终于发生了从“人多为福”到“人多则穷”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