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观

●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广土众民”；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意愿
战国时期，中国人口有了空前的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尤其是被称为“上计”的统计制度在此期间开始形成。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对“广土众民”的追求。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徕民”的各种主张，以加强对人力资源的争夺，其中以秦国的商鞅最为突出。商鞅提出：地方狭小而人民众多的，叫“民胜其地”，务必开垦荒地；地方广大而人民稀少的，叫“地胜其民”，必须招徕人口。《管子》则提出“三满”的命题：拥有广大土地而不加以开发利用，叫做“土满”；拥有众多人口而不能加以治理，叫做“人满”；拥有强大武装而不知道止息，叫做“武满”。如果听任“三满”的状况持续下去，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这是后世“人满”之说的源头。
战国之时，一方面是各大国的争城争地，杀人盈野盈城；另一方面是古老的氏族封建制的消亡——大批邦国被灭，无数世家绝禄。激烈的社会变革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的流风余韵最多五世就断绝了。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家族是否有“后”，也即是否有男性后代这一问题的关注。在孟子看来，一切“孝”的行为，都应以繁衍后代、子孙众多为首要前提；从不绝子嗣这个大前提出发，私自娶妻也变得无可非议了。他的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意愿。
●汉代人口观中，贾谊的“民本”思想极为突出，他的结论是：人民是“万世之本”，决不可轻忽欺凌
秦汉以降，中国进入了大一统王朝相继更替的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代业已形成的传统人口观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也有着一些新的发展变化。
汉代的人口观中，贾谊的“民本”思想是极为突出的。贾谊所生活的文帝时期，上距汉兴还不到四十年，对秦亡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大声疾呼：“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不忘记以往的经验教训，作为以后行事的借鉴），并写下了《过秦》等政论性文章。他竭力倡导“民本”的思想，指出：人民虽然低贱却不可以怠慢，虽然愚笨却不可以欺凌。自古至今，凡是与民为敌的，人民或迟或早终将战胜他。他的结论是：人民是“万世之本”，决不可轻忽欺凌。
社会上，一些探讨养生与治病以及论述人之身体素质之类的论著也在汉代应时而生。大约最后成书于秦汉之间的《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人之生长发育以及疾病的机理，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之作。贾谊在其所撰的《新书》中甚至专门列有《胎教篇》，阐述怀孕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行为对子女进行先天教育的重要意义。在西汉后期，已有人公开对早婚习俗提出质疑。宣帝时的谏臣王吉即认为：夫妇是人伦的大纲，人之寿命的长短也由此决定。世俗嫁娶太早，还不懂得如何做父母就已经有了孩子，教育感化不明，所以人民往往早夭。
●东汉末年，荀悦提出“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的思想；唐初王梵志竭力主张少生少养，以防“人满”之患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荀悦，亲身经历了黄巾起义的动乱和战后的萧条，由此得出了“古者人民盛矣，今也至寡”的印象。但他认为：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因为“民寡则用易足，土广则物易生”。曾先后在南朝梁、北齐、北周和隋任职的颜之推，在成于隋初的《颜氏家训》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子弟讲述立身、治家、处世的道理。他深切体会到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对人的素质的影响，认为“九州之人，言语不同”，必须正音、正字，才有利于国家统一思想交流。他主张实行胎教，没有条件的，至少也要从婴儿期教起。他反对溺女婴，可又对当时北朝妇女行动不受束缚，甚至交结官府等等看不惯，主张妇女只可任家务，不可持家政，更不可参加社会活动。《颜氏家训》被认为是传统家训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初，曾任太史令的傅奕对“数盈十万”的寺院僧尼“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深恶痛绝，主张让这些僧尼还俗婚配，以使国家一下子就可多出十余万户人家来“产育男女”，这样既有利于人口的增殖，也有利于朝廷兵源的扩大。但另一位初唐人士王梵志却认为，如果听任人口增长，就会造成“人满”之患，因此竭力主张少生少养。在初唐人口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王梵志的观点确实是很“另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