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7月4日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附： 状元殿试卷　刘春霖
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之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
钦为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来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方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子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禽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
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这得失。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子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壅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占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既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以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财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之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之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廖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选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权利。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钜，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已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己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时之要务。荀子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且有勋华之业。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忠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