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的一种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读书甚多,但是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少吧,但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封笔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逻辑,不是大家今后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到此为止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包圆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圆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这些感悟是不会完全重复的。
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的大书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即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他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了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丢掉官职,或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之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