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以皇帝的合法权威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推动体制更新的变革运动。直到1898年，中国才真正获得了这次来之不易的变革机会，然而，它却以迅速的失败而告终。下面给大家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主要是守旧势力的阻挠和镇压;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等等。但是，这些情况与其说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客观原因，不如说是改革者在进行改革之前应当考虑的客观现实条件。所以，真正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戊戌变法人士激进的改革心态及其改革战略的失误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主观因素。
一、戊戌变法人士的激进心态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世界列强肢解瓜分的严重危机。俄、英、法、德、美、日等列强加紧了对其在华利益的争夺。在甲午战争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国沿海重要的港湾旅顺、威海卫、胶州湾、九龙、广州湾，都树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旗帜;许多重要的铁路干线的修筑权，落到了他们手中，中国几乎全部国土都被划分为各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着从半殖民地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机”[1]在这种情况下，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危机感给其内心以深刻的刺激与震撼，导致他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变得越来越激进。
大体上，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激进改革心态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愤世心态
在封闭的条件下，民族危机的深度只有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精英能够真切地感悟到。他们的敏感与其周围一般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形成鲜明对比。这样一来，一种与此相联系的道德优越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激愤而孤独的精英意识与优越感，会使变革者与广大官僚士绅之间形成巨大的隔阂，并导致后者对前者产生同样的情绪化反应。造成这种愤世心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体制吸纳这些有变革志向的知识精英的渠极其狭窄，改革者精神上深受压抑，他们既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来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也就无法以正常的方式来疏导自己的压抑感。依次戊戌变法人士一旦获得青年皇帝的知遇之恩，就使得他们的求变心态以高度情绪化的亢奋激烈的方式表现和宣泄出来，力求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变革着的愤世心态与广大官僚士绅的沉闷平庸相冲突，导致了戊戌变法走向两极化的对立。
(二)急剧改革的心态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说：“外衅日迫，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至”，急切的高呼要是还不进行变法改革“皇上与诸臣，虽欲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受这种心态影响的变法者，总是以他们主观上所感受到的危机感的强度来作为激进变革的理由，而变革成功所须考虑的客观条件却往往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三)全面“大变”的心态
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帝第六份奏书中所说的“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2]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过程，它要求在旧的基质上寻求新的生长机制，要求在顺应历史传统的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变革，但变法人士却不自觉地排斥这种传统的改革。这种“全变论”有其片面性。变革者仅仅注意到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对中国应付民族危机所构成的障碍，而忽视了这种传统政教与制度文化在许多其他方面对庞大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继续承担着传统的整合功效。他们仅仅根据中国旧体制无法抗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这一点来认定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这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四)简单化的乐观预期
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改革的前景有一种过于简单的，不成熟的乐观判断。改革者对变法的简单化的乐观判断的原因主要是少年气盛，血气方刚而又缺乏实际阅历，而且康有为认为，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民俗文化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为借鉴，中国的改革也就“易如反掌”。“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士众民近采日本”，那么，其结果将是“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3]康有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虚幻的乐观心理是一种非理性的因素，它会使变革者忽视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它引发的那种虚幻的自信会进一步起到鼓动变革者提出不切实际的，与现实脱节的变革方案的消极作用。
这种以危机感的强度为基础的求变心态，固然是可以促进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危机感是一种主观的心理因素，很容易使变革者脱离现实的允许条件来确定变革的幅度、速度与范围。危机感比较容易使人们确认变革的“必要性”，而变革的约束条件则较少地为人们所重视，这样就会使改革的分寸与火候的把握失去依据。也正是这种激进的求变心态导致变革者的政治行为与政治选择上的激进性。他们是在这种激进心态的支配下，来设计和制定变法的基本战略和策略的，结果使得康有为等改革派在变法的具体战略措施上没有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而是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二、康有为改革战略的失误
(一)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
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指他所认为的反对改革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当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改革时，康有为竟回答：“杀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只能被保守派视为变法派准备大开杀戒的公开声明。并从而引起荣禄等势力派官僚的嫉恨，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其次，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议，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在光绪帝尚没有取得真正的最高权力的情况下，大誓群臣的做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一旦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政治回旋余地。
(二)改革理论不成熟
公羊学说是康有为维新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它把儒家经典解为伪书，对中国知识界无疑是当头棒喝，它动摇了封建正统儒学的思想基础和封建正统思想的合法性。因为几千年来的儒家正统教育并不是用一两篇文章或一场精神运动就能否定的，它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即使在工业化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儒家思想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所以康有为的公羊学说一出笼，自然遭到一大批守旧和保守人士的攻击，即使本来对社会危机有很深的认识，同时主张政府变革的一大批洋务派官僚也不能认同康有为的价值观念。公羊学说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使戊戌变法最终演变为改革精英的独舞。另外，在没有对中外国情作出深刻的历史比较的情况下，仅仅依据中日两过历史表象的类似性匆匆设计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急进的改革方案。日本在分封制的条件下，具有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君主可以在传统的幕府体制之外另起炉灶地建立中央集权的机构，当他在推想改革时可以从社会中直接引用大批新人来充实自己的新的政治中心而无须顾忌传统贵族的意见。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君主可以提拔 少数人，但不可能变更整个官僚阶级，他必须采取缓进的方式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在维持旧式官僚的声望与利益的前提下发挥新官僚的作用，否则就会引起旧官僚的剧烈反抗。所以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下用激进的改革方案就严重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种改革理论的不成熟也埋下了导致改革失败的理论陷阱。
(三)“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
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进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渐进方式，而是主张“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解决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帝在一百零三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施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的实施停留在形式上。而且，改革产生的利益受到的影响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反对派一边。尤其像科举制改革这种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给考生做贮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一般人士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他们难以对这样的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这样容易产生反对情绪。
(四)孤立与排斥太后的政治战略
由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作出的举措，掌握着事实上的否决权。因此如何处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对于变法能否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尽可能地减少太后对皇帝的猜疑与不满，防止保守派与太后之间结合成政治上反对光绪改革的政治联盟，是确保变法成功重要条件。然而康有为拒绝采取“调和两宫”的主张，主张“尊君权之道，非去太后不可”。[4]可以说，这是康有为在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首先，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对光绪皇帝所具有的权威性以及她在群臣中的至高权势乃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而康有为等根本无视这一既存事实，他们认为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那么在法统上，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上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应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事实上，康有为为排斥太后的做法，在变法派内部就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连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曾上奏指出，“ 皇太后亲将天下授之皇上，宜遇事将顺行，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见。变法宜次第。进退大臣不宜太骤。”而戊戌变法派内部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王照，就曾主张把变法的荣誉花环戴在太后头上，以此来满足这位老妇的虚荣心，以尽可能地减少变法的阻力。然而，康有为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张荫桓的影响，坚执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太后视为”不可造就人物“来加以排斥。而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派不是分化了太后与荣禄的联合，而反而使两者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一些有关政策的具体建议中，认识到这位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当孙家鼐问及，变法千头万绪，无一不需经费，而国家财政只有此数，不可以应对这一问题，康有为竟轻易地回答说，这件事根本无须担忧，英吉利不是正垂涎西藏而又不能得到吗?如果朝廷把西藏卖给英国人，就可以得到好价钱。有了这些钱，哪有新政缺钱的道理。孙家鼐由此而意识到康有为的“诞妄“，而预料到康有为是难有变法的作为的。此外，康有为还授意洪如冲，由他提出建议中国与日本合为一邦。另外，康有为有关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换西服的”改革“建议，他提出的理由是：“衣服虽未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变矣。”[5]这种变法设想完全不考虑中国的客观条件与国情，它是如此地不切实际，以致于从来不愿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的康有为到变法失败以后也承认这种好高务远的空想主张“实为巨谬”。[6]康有为回忆这一点时曾感叹，如果全国的人都穿了西装，那农村的织机人还能从哪儿挣钱生活?
康有为在变法过程中提出的另一建议是以孔子纪年。光绪年号是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象征符号，以孔子纪年历来就是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汉族反抗运动的统治做法，它无疑会引起满清权贵与王朝效忠者们自然而然的猜忌：康有为这样做是否有否定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谋求恢复汉族统治的险恶用心?人们还可以从康有为对变法中的经济问题的建议，来看出这位过于自信的变法设计者的轻率与无知。康有为在建议统筹全局，举办新政的奏议中，认为举办各项内政所需的费用，通过发行六亿两公债来筹集，在这以前，清政府曾发行过昭信股票亿一两，而事实上却极少有人愿认购。六亿两的公债，当时政府一年的总收入还不到一亿两，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按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不可能筹集到这么多的资金的。
从康有为等变法派人士在中国变法所作的战略设计中，更为切实具体地认识到，有康有为这样的书生政治家来主持复杂而艰巨的变法大业，其失败就决不是偶然的，尽管我们并不怀疑康有为与他的青年同志们在道德上的真诚与热情。
如果说，光绪是荆棘丛生的危崖的脱缰之马，是江海巨浪中失控的风帆，那么，始终受到这位年青皇帝尊崇的康有为，却对光绪的思想与政治选择的激进化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当光绪帝最需要冷静的关键时候，康有为却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正是他促使处于极度的焦虑心理状态的光绪皇帝作出一系列更为激进的决策。
三、光绪帝的激进政策
(一)裁汰冗官事件
七月十三日，光绪帝下诏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常寺、太仆寺等中央衙门以及一些外省衙门。戊戌变法把裁官视为首要措施，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由此而导致连带关系失职失业者近万人之多。朝野为之震惊，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光绪帝实施他心目中的官制改革的激进做法，其基本原则是“新旧水火，势不两立”。康有为建议皇上用赏罚之大权，严惩守旧派。为使新法推行，他甚至建议皇上频频采取“大举动”，用当年赵武灵王、秦孝公与彼得大帝的方式来震耸守旧派。光绪帝下诏裁汰冗官，然而，却对于被裁撤的官吏的今后的生活出路并无相应的配合措施。这就使当时的官制改革给一般官僚在精神上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往往又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新政的态度，其结果是各种谣言广为流传。据记载，“京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之谣。”一些老迈官僚竟有“焦急欲死者，惟有诅谤皇上，痛骂康有为而已。”[7]
(二)礼部六堂罢官事件
如果说，裁汰官员的举措在中下层官僚中普遍引起了惊恐不安，并进而形成对戊戌变法不满的社会气氛，那么，五天之后出现的王照事件与此后的六部堂官被罢事件，则进一步在上层官僚中引起严重不安，礼部六堂罢官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礼部主事王照上书建议皇帝巡行中外，从日本开始，体太后之意变法。而保守派礼部堂官认为日本历来多刺客，让皇帝出访日本，这样会使皇帝置身于危险之中。他们认为王照的意见荒谬，不肯代递。王照起而抨击礼部堂官，于是引起冲突，结果光绪帝以礼部堂官壅蔽言路为由将礼部六堂官全部罢免。这件事的发生，使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慈禧太后对光绪帝的不满开始表面化，他认为光绪帝办事操切，性情暴烈而且处理政务的能力极不成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礼部六堂官被罢之后的第二天，光绪下谕，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四品章京上行走。这四位新官与康有为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皇帝现在已经完全受康有为的想法支配。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光绪帝从此本人成为众矢之的。
(三)从开制度局到懋勤殿事件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明确指出“若欲变法而求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他设想的制度局职掌十分重要，包括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定立法典。对于开制度局的建议，反对派一开始就表示抵制，他们认为制度局的开设无疑是对军机处的“釜底抽薪”，所以这项方案也没有被采纳，此后康有为则转而提出在宫中开设懋勤殿代替制度局，新旧派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守旧派屡次否定了康有为的设立的制度局的请求之后，康有为并没有改弦更张，改换斗争方式与策略，而是抓住制度局不放，一味纠缠于此，以致影响了其他新政的推行。在制度局受到抵制之后，又开设懋勤殿，议政处，立法院，这些机构花样翻新，其预期目的非但没有达到，反而引起守旧派的反感。而光绪帝也同样受其僵硬的思路的影响，并始终以制度局为唯一的改革思路。
四、对变法失败的反思
戊戌变法人士在进行变法时，存在着一些制约变法的条件。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怎样变革才能取得成功?
在中国传统的官僚集权体制下，在皇帝与太后分享皇权合法性的条件下，在少数先知先觉的精英与多数后知后觉的官僚士绅对峙的条件下，只有一个改革者被充分地“官场社会化”，以获得官僚群体认可的行为方式与态度，他才可能游刃有余地从事政治活动，并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取得相应的对旧体制进行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技巧，才能使改革的计划更为周全，各种举措更为切合实际，而不至引起广大官僚阶层的严重对立与反抗。
皇帝采取大刀阔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将会使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与那些由于改革而丧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与充满权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皇帝难以招架的强大政治阻力。解决这一困难的前提是皇帝必须握有实权。而皇帝要取得实权，决不应是通过大张旗鼓地发动变法的声势，甚至不是以变法的名义来清洗保守派，因为，这样做必然会打草惊蛇。另外，在传统力量十分强大的情况下，长期处于封闭环境中的多数人，无法接受那种明目张胆的对传统价值观念与习俗的挑战性的言辞与主张。正因为如此，改革者应采取多数官僚所能理解与接受的观念来阐述与表达改革的理由，通过隐蔽含蓄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锋芒鄙露。
真正富有成效的改革，应采取疏导与渐进的方式，力求做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把复杂的矛盾，问题，阻力与障碍予以分散，并逐步地克服与化解，主张小步地持续地推进，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地既存秩序作根本的决裂，使新制度的创设与旧有的现存秩序之间，大体上可以保持相适应的状态，在历经了上述各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使变革的结果逐渐转化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风尚，习惯。这样就不再会引起新旧派之间由于界限分明与对立而出现的两极冲突。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极其复杂，既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我们在强调一些客观不利因素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主观方面的失误。戊戌变法人士理论上、组织上不成熟，康有为等中国改革的主要人物，虽有满腔热情但却不具备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与改革者所应具备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技巧，不仅不能扬长避短，因势利导，给变法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反而在激进主义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加速了变法的失败。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改革，分析它失败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有一些借鉴意义
戊戌变法的变法背景
国际背景
经济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2]
政治
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国内背景
社会背景
民族危机的加深。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奥、意、日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
马关条约
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经济基础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
阶级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思想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光绪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2]
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萌芽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
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2]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2]
梁启超
梁启超
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2]
严复认为要挽救中国，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著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维新派图出卖国土
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写信谈及改革路径，具体到改革经费的筹措时，谭嗣同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认为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无利于中国”，不如卖掉“供变法之用”。
康有为在戊戌年前后，也有将西藏、新疆等地卖给列强的想法。据翰林院编修夏孙桐在《书孙文正公事》中记载，朝廷重臣孙家鼐曾质问康有为的新政构想“万端并起”，经费将如何筹措;康有为的回答是：把西藏卖给英国，“可得善价供新政用”。然而康、谭其实并不懂国家之间买卖疆土是怎么回事。在康有为进呈给光绪帝的著作之一《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举了库页岛(日本人称桦太岛)划俄和阿拉斯加售美两个例子，来证明其卖疆土搞变法的理念是正确的。然而日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并非如康氏所言，是日本政府在“卖地”，而是日俄两国的一次边界勘定。至于出售阿拉斯加，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卖钱来处理内政，其所得亦非如康有为所说，卖了“金钱数万万(亿)”(实际上仅卖了720万美元)，更没有拿来“筑铁路、兴学校、购铁舰、增海军”。批评者指出，康有为在进呈给光绪的著作里如此扭曲史实，或是其本就一知半解，或是刻意曲解以引诱光绪赞同卖疆土搞变法——考虑到康氏毕生为学，如梁启超所言，常好博求异，为证成己论，不惜抹煞事实，曲解证据，恐后者之可能性更大
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
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梁启超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袁世凯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
1898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8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
袁世凯
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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