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吧!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一、无法避免的较量
要正确解读文革，首先要清楚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脱胎而出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但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一步迈进社会主义。中国**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通过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然后再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高积累和低消费，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必须过渡的阶段，中国**和列宁去世后的苏联都选择了暂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中国很快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关系上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暂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积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之所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由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来实行计划性管理，不仅管理成本巨大，而且必然导致严重的长官意志和个人专权，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发生矛盾，存在依靠官僚精英、时刻制造新的不公平、威胁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官僚主义倾向。
并且，在这个官僚体制所根植的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土壤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私有制小生产成分，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还滞后于业已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携带着以往私有制的各种烙印。封建官本位等级秩序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并作为思想意识形态顽固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各类文化形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影响成为体制官僚主义的催生剂，时刻侵蚀执政党队伍，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执政宗旨相对抗，使行政管理体制逐渐显露出脱离人民的官僚化统治迹象。**对此恨之入骨，把这种官僚主义叫做“死官僚”，认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对已经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管理体制很不满意。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必然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成为一场历史曾反复上演过的轮流坐天下的普通农民起义，像前苏联一样导致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体制的官僚主义倾向和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制着中国社会刚刚开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
在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社会主义主张大多数底层普通民众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则主张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就在于它的大众公平性。这种体现真正社会公平的先进社会制度，对于只体现少数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和超越。阶级斗争则是实现这个进步和超越的社会内在动力和必经途径。无产阶级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继续完成两大历史使命才能最后完成这个超越。一是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制改造，用惠及人民群众的公有制来代替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为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发展创造前提。二是必须对上层建筑领域中排斥人民群众利益的官僚精英文化逐步加以消除。否则，权力体制的官僚化，必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再次退回到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状态中去。
《**宣言》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只是完成了第一个决裂。因此，改造上层建筑实行第二个决裂，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免的重要任务。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实际上恰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国情构成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内部关于中国是否需要补上自由资本主义这一课的历史争论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依旧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
因此，新、旧中国在思想文化和政治领域里的对抗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自身矛盾使然，并且必然转化成无法避免的政治较量。这种对抗和较量是无产阶级同已被推翻的所有剥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延续，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夺取政权后能否打破所谓周期律，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亟待解决的历史命题。
怎样解决这个重大而复杂的命题，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没有现成答案。马克思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时发现，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列宁实践了这一伟大理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没有解决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斯大林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不承认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导致官僚主义泛滥、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上台，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演了**下台、国家分裂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性悲剧。这个悲剧，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否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作出了最具说服力的回答。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和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动向中，敏锐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践行这一理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深远意义。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连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评论文章，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同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全民党”和“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苏共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公开的激烈论战。理论一经提出，剩下的就是如何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曾为此尝试过许多方法，但都遭到了体制官僚的百般干扰和破坏，收效不大，最后不得不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人民起来批判一切腐朽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让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监督执政党，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来识别和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响了迎头痛击封资修、防修防变的人民战争。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二、自下而上的必然性
建国前夕，**就对全党提出了执掌政权后不要做李自成的告诫。但是，建国后干部队伍的情况并不乐观。从旧中国一步跨入新中国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并没有发生相应的跨越，灵魂深处仍然保留着许多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把革命成功当做得了天下，把人民看成是治下的黎民，自己则是高高在上的官员，把**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理解成了明镜高悬的为民做主，摆错了自己和人民的位置。在革命辞藻掩盖下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政治理念，使他们的价值观悄然离开了革命原则，以功臣自居，图享受、比待遇、争地位，贪污受贿，甚至更换老婆等腐化堕落现象，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下令枪毙高级干部刘青山等贪污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但没有使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长期的封建统治使民众盲目服从官员意志的旧习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封建官本位的意识和行为，资产阶级法权合理存在的现象，得不到来自人民群众的有效抵制和监督。另一方面，层层管理机构和只对上级负责的体制性缺陷，难免越来越走向官僚化，不仅成为对待人民和下级唯我独大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温床，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体制上的有效庇护。
当人们还满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时，**已看到了国家管理体制官僚化倾向的危害性。他毕生追求人民大众的彻底翻身解放，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做**人的最高政治原则，决不允许**的政权机构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精英权贵。**相信，跟随他从战火中走过来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具有和他相同的信念，在建国之初的十年中，又带领他们打了两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一个是禁毒、禁赌、改造妓女，扫除文盲，颁布新《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移风易俗，发动爱国卫生运动等扫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的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旨在清除旧思想意识的社会土壤，取得了明显成效，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第一回合较量的巨大胜利，世界也因之对文明向上的新中国刮目相看。再就是在各机关、学校、团体和党派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整肃党政官员的官僚腐败作风和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随后又动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给**提意见，诚恳地请他们帮助**克服官僚主义。不料极少数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借此发难，置疑**的执政能力，要求**下台。**不得不给予反击，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
“三反五反”运动所反对的社会丑恶现象，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今天，正是由于否认阶级斗争，才使这些社会毒瘤恶性膨胀，积重难返，危害日深。号召人民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矛头不仅对准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同时也指向体制内的官僚主义，引发了党内官僚精英的不满和暗中对抗。他们借反右之机，用形左实右的隐蔽手段，拨转矛头，对准诚心诚意给**提意见的基层干部群众、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使反右斗争走上了扩大化歧途，改变了运动初衷，使体制内的官僚主义倾向不仅没有得到清理，反而更加老虎屁股摸不得，强化了其权威性。党内官僚精英为了维护其特权利益，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手制造了反右扩大化，又利用扩大化错误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为口实，淡化阶级矛盾，在政治路线上偏向修正主义，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他们在这次政治较量中大获全胜，权力体制也因此在官僚精英特权道路上越走越远，社会生活在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科教卫生等许多方面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对此，**深感忧虑。怎样才能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没有经验，只能参照苏联样板，把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正统理论照搬过来当做经典使用。这套形而上学的教科书理论，实际上默认了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合理性。资产阶级法权恰恰是滋生和形成官僚精英利益集团的根本原因，从苏联的教科书里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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