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存在了70多年的超级大国为何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中瓦解和解体了呢?为什么苏联会解体?以下就是小编整理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希望对你有用。
苏联解体的原因
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胜利，固然不一定像过去苏联教科书所说“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无需讳言，它也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权转手，它的世界意义在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在苏联，这一伟大的社会实验曾经取得过辉煌，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史称“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为应对国内外紧张局势，能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取得工业化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显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使苏联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国。然而这种体制严重背离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压抑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它在政治上无情地消灭各种反对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严密控制，使整个社会处于僵化、封闭和麻木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与发展转移，这种体制使经济发展缓慢，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制度性的弊端进一步凸现。显然，这种体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国建成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反而使俄国在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说十月革命后出现了“一球两制”的新格局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竞赛，没有显示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体制未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性原因。
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将改革引向社会主义崩溃的方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 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然而，有一种观点值得商榷，国内外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过多地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例如，博尔金认为，“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一个所谓“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过分夸大一个人在历史剧变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 是时势造成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评价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外部原因与苏联演变
外因论者通常不否认内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们往往凸现和平演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颠覆的一种战略，即以武力为后盾对社会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美国式的所谓“全球民主化”进程。应该说，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自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东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苏联人民得到一个了解西方、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作比较的机会，由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短缺经济，使国内民众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对本国当政者的不满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从而为西方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学者还认为，西方大国除有计划地对外渗透、进行和平演变外，特别提到美国诱使苏联扩军备战，开展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侵略阿富汗战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成为苏联解体原因之一。
腐败导致党衰国亡
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世纪 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
苏联解体的影响
一.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性
苏联建立伊始就面临着民族问题的挑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14世纪以前，沙俄帝国原本是单一俄罗斯民族的莫斯科公国，到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同意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在伺候的几个世纪里，沙俄帝国不断向外侵落扩张，征服了周围100多个国家，由单一的民族国家，扩张为地域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庞大封建帝国，因此对异族的压迫和奴役非常残酷，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列宁曾愤慨的指出：“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打破了民族压迫的记录。”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1917至1921年又相继成立了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独立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捍卫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实现个民族的联合和团结，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个苏维埃共和国在自愿、平等、民主联合的基础上成立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
二.中央权威的丧失
(一) 形式上联邦制，实际上中央高度集权，
苏联疆域
在革命后的头几年里，苏领导人是赞成民族自治的。列宁一开始就反对建立一元化国家，明确强调支持联邦制。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宣言和条约规定：每个民族都享有自治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随后，1924年苏联第一部宪法规定，苏联是各主权苏维埃民族国家的联盟，加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利。苏联保护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地位，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退出苏联。1936和1937年苏联宪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但列宁之后，联邦制原则就成了纸上谈兵，20世纪中期至30年代，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斯大林成为苏联的领导人，他违背了列宁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加强了个人集权地位，形成了党内高度集权领导制，并把党内高度集中的组织领导原则运用到国家体制上。其结果，联邦制原则遭破坏，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地位丧失，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实际上是建立起一个绝对集中统一的国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往往过分强调全苏统一的国家利益，轻视各民族地区特殊利益。
在1998至1999年曾担任过俄总理，后来又被叶利钦解除职务的叶·普里马科夫在分析苏联解体时曾指出：各加盟共和国的一切事情或一切重大事情都听命于莫斯科。中央领导一切。甚至连各共和国一些企业的建设问题常常不是在经济合理性的基础上，而是依据各种政治理由加以解决。中央下达的干部政策犹如命令一般无条件执行。……甚至想出这样的主意：由莫斯科排除一些“全权代理人”担任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时而也向各共和国党中央派遣第一书记。
(二) 人权危机——形式上实行平等，事实上不公平对待，
苏联把实行个民族平等以宪法的方式确定下来，却在实践中积极推行俄罗斯化，对境内不同民族未平等对待，这犯了合理解决民族问题的大忌讳，激化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在统治上失去民心。Astrid S.tuminez在其论文中也论述了同样的观点：“国家宣称中的平等与实践中的对各民族的不公平对待和残酷镇压之间的相互抵触是长期削弱中央权威的另一个因素。”
1. 语言政策——推行俄罗斯化
语言政策是苏联政府在民族问题上最早采取行动的方面，以用平等地发展语言的方法来实现民族平等。苏联宪法中就规定：“苏联公民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和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列宁曾认为非俄罗斯民族总有一天会自愿地使用俄语，因为他觉得俄语用起来方便，同时也因为开始的政策允许这些民族自由地发展过各自的文化。苏联政府在初期的政策确实是允许和帮助大小民族，甚至最弱小的民族繁荣昌盛自己的语言文化。
2. 苏联境内民族歧视严重
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苏联建立伊始享有了纪念和其他民族一样的地位，但是二战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平等不见了，迎接他们的是残酷的不平等的现实。从1957年7月到1961年10月，他们向党和国家各级机构递交了六份请愿书，每份签名的人数达6000到25000人不等。这些请愿书都只有一个要求，即要求得到与其他被流放民族平等对待，恢复该民族的政治权利和民族权利。苏联政府却对这些集体联合的要求不置一词，还职责最活跃分子煽动“种族仇恨”并对他们进行了镇压。[x]明显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还有犹太人。1949年1月，苏发动了批判“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运动，运动的矛头直指犹太人。一批科学家、教师、文艺工作者在这场运动中惨遭灭顶之灾。1948年12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其积极分子遭到逮捕;1949年苏联人民演员米霍埃尔斯被镇压。之后，犹太人的文化机构----剧团、学校、报纸等被查封。这一运动在斯大林晚期达到高潮。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为高干治病的一批犹太人医生被指控谋害高干而被投入监狱。
3. 另附
在后来的建设过程中，苏联领导人放弃了列宁提出的按照民族特征划分民族自治单位和地域自治单位，确立自治区、自治州以及地方自治的管理范围;在划分行政区域时要对当地居民的经济情况和民族成分进行认真的考察，而且要充分照顾到民族历史传统的边界，而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解决民族边界问题，这在族际关系中埋下了隐患，引起了不少民族的不满。三十年代苏联在全苏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运动，二战后这中大清洗依然未被舍弃，加之后来的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晚期及以后的领导人都极力宣传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各民族的平等事实上成了虚设。以上这一切都为民族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为西方势力干涉其内务提供了机会。在内外因素的综和作用下，这种分离倾向越来越严重，各民族都更倾向于建立起本民族的完全独立国家。
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俄民族与非俄民族，苏中央政府与各加盟共和国地方之间的矛盾已经悼念了相当激化的状态。探究其之所以在此之前未爆发出来，是因为当时各共和国仍是由**为领导核心的，在各民族之间列宁树立起来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还普遍地占据着人们的意识形态。戈上台后以“新思维”实行改革，倡导“民主化”和“公开化”。不能否认其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符合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但遗憾地是他没有把握好让渡权利的度，公开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引起了人们意识形态上严重的混乱，人们一直坚持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被动摇。他在政治上倡导多元化，这动摇了**的核心地位。尤为重要的是1990年2月苏联中央全会上通过实行多党制，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实行多党制，取消了宪法赋予苏共的领导地位。
四.总述
苏联解体是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任何因素都不能单纯地考虑而完全地将其他因素撇开。苏联的民族问题始终是和各民族共和国的分离运动、苏联中央权威的丧失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和灭亡有其自身的规律，要经理漫长的历史阶段，只要有不同的民族存在，酒会不断地出现心得民族矛盾和问题。所以，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真正将平等落实到实践中，而不能只流于形式。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最终走向“失败”有其历史上和政策上的必然性。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思想和理论，违背民族发展的规律，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以图最快地实现俄罗斯化，导致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出现许多失误，在民族关系中潜伏下深刻危机。到最后，苏联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几乎丧失殆尽，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诱发下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民族分裂运动，一个曾经的大国就这样走向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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