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的应对对策
与政府调控
医药行业的人士可能清楚记得，2003年2月中旬的广州，市场曾出现每袋几毛钱的板蓝梗暴涨到50元
以上一袋，其它抗病毒的药品价格也跟着大幅上涨，远远偏离正常的市场价格;四月下旬的北京，由于有了广州市场的前期教训，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北京市场的药品零售价格虽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但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和以前是完全不同，变得异常热闹，正常情况下在批发价50%以下就可售出的一些药品，一下子要按批发价的90%以上甚至零售价卖给零售商(药店和医院)，若直接卖给相关团体单位药品价格就没有谱了，中草药的价格就高的太离奇了，确实让一些“药商”欢喜了一阵。笔者在此称“药商”是因为在4月中下旬，很多药品不是通过正规的医药商业企业流转到消费者手中，而是一些炒作市场的一些药品商贩。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充分竞争完备的市场上，由于价格和竞争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厂商和消费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愿达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合约，商品的价格达到了均衡、市场出清，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稀缺的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自动”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全社会的福利达到了最大化。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完备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实现充分竞争的条件不具备，所以现实中的市场本身不是万能的。在2月中旬的广州、4月的北京，药品市场乃至食品市场有明显失灵表现。局部区域药品的供应量不能够解决市场需求的平衡，导致局部市场药品价格大幅上涨(事实上很多药品就全国市场是供过于求的);市场上出现很多假冒伪劣的防治非典的产品，如不合格的口罩、消毒水、体温计、防护服、甚至过效期的药品等;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采取相关的非典防控措施，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威胁;类似现象严重损害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降低。
斯蒂格里兹论证过“市场失灵”，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性”。在非典市场中，正是由于消费者、药品零售商、药品批发商、生产商、原料供应商以及我们的政府，相互之间的信息是严重的不对称所致的市场失灵。消费者缺乏对非典知识的了解，加上谣言传播，产生恐惧心理，完全凭自己的经验或从部分媒体了解到的有限信息，盲目的跟着感觉走，进行“抢购”;同时又对市场上商品的供应情况缺乏了解，涨价、缺货假象加剧了“抢购”心理，从而价格越高，越要大量采购。药品零售商、批发商对整体市场药品供应情况也缺乏了解，出现先付款后提货，价格提高也同样采购，尽快去迎合顾客的需求。在这种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不法的“个人药商”，进一步加剧市场恶化，所以广州竟出现每袋板蓝梗50多元的现象。
看不见的手失灵需要由看得见的手来矫正，即政府来调节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上面出现的失灵现象，政府立即通过及时通报各种信息、价格管制、政府组织采购、责令相关单位强制执行预防非典措施，广州、北京的市场失灵现象在很快得到了控制，可以说政府的调控措施是相当有效的。
宏观调控对策
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也艰难而伟大的实践。排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求我们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既要使经济以市场机制为主体进行配置资源，又不能让它完全自发的运行，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关键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在宏观调控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政府尽量不参与资源配置;二是一旦参与要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针对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作为经济主体的各级政府，发挥应有的经济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首先，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还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三峡工程等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连年发行国债以专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带有行政垄断性质的经营性行业，政企不分、以行政权力阻止商业竞争对手进入其市场垄断范围。其高经济收益的取得是与行业的行政垄断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含有大量的非公平竞争因素。长此以往，诸如此类的市场失灵现象就会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对于经济发展中的垄断问题和其他不正当竞争问题，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场，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加以解决。
第二，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积极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再如若某人被抢劫而无人问津，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能够保证其财产安全或财产所有权，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甚至将制度的变迁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可见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说，当务之急是完善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也指出，要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研究，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医疗行业中的市场失灵
第三，政府还需要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梦魇;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中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5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宏观目标和总体要求为主要依据，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币值稳定、货币供求总量的平衡。
第四，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距，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90年代末，作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背景就是考虑到东部、中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引发了问题以及缩小差距所能带来的收益前景，抓住了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有目标、分阶段的推进西部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近期中央再次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也是看到东北地区制度滞后、技术落后、下岗人数众多等情况，抓住重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的机遇而作出的正确决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最后，政府在实现其调节职能时，要注意不断提高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SARS”的传播是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考验。“SARS”之所以对经济影响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人们心理上的“不确定性”，即不知道如何预防、如何治疗、何时结束、何时卷土重来等等。产生这些不确定的原因是信息没有及时、精确、有效的披露和传达。面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系统开放化、行为自由化的社会，政府的效率高低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付出最小的代价而得到最优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所以，不论对于医疗卫生问题，还是金融危机、经济安全问题，甚至国防安全问题，政府的工作效率要不断提高。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机。我们要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保障中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
市场失灵中西差异
(一)中西市场失灵产生原因比较
1、中国市场失灵主要源于市场发展不完全和市场之外的原因
中国打破计划经济桎梏开始发展市场经济起于1978年，至今还不到30年，市场发展不完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的，新的计划体制还未形成;②在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基础作用和国家计划指导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二者有机结合还为形成;③在计划管理上，实施计划调控的物质手段乏力，计划的法制化建设滞后;④在新的宏观调空体系中，计划、金融、财政等宏观调控部门之间相互配合的机制尚未形成，既影响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又妨碍宏观调控整体功能的发挥。市场不完全导致市场调节力量薄弱或调节范围狭小，需要国家公权力予以协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地方和行业予以放宽放活，取得一定成效，同时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致使行政权不充分不公正介入。由于局部或个人的利益的驱使，行政主体常人为剥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出现地方行政机构为了保护局部利益和政治利益，与所属的企业联合起来，运用行政权力干预并操纵市场，构筑市场壁垒来达到限制竞争的目的。另外，有些行业的管理部门利用其拥有的投资权、资源管理权、财政权，为所管辖的企业构筑政治壁垒，以形成一种排他性控制。行政权力的私利化，使得行政触角过分介入经济，操纵了社会资源的流向，将社会资源引向政治市场而非经济市场。
行政权力控制着尚不完善的市场，使资源流向和配置背离了传统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价值规律在面对强而有力的行政权力只能束手无策，如何正确合理的限制行政权力的过分介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2、西方市场失灵源自市场自身的缺陷，及自由放任的经济形态
西方市场经济经历了工业革命以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发展充分。西方经济社会普遍推崇自由放任的经济形态，而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以及政府以“守夜人”的身份出现，这使得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间时，市场的显著效力特性被打破，也便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
市场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主要是：市场障碍，市场惟利性以及市场调节机制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市场障碍体现为市场发展的两种不良倾向，即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两种现象的出现会严重阻碍市场发展。“同一行业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很少是为了消遣，他们谈话的目的是为了策划某种不利于公众的阴谋，或采取某种欺诈手段抬高物价。”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主体，往往依靠其市场支配地位违背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获取非法利益，或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排除，限制竞争。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资本家们往往关心的是眼前有利可图的行业商品，而很难涉足投资公用和公益的市场。这些领域是市场调节很难涉足和发挥资源配置的天职。此外，市场反映信息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在西方各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各国一次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可见一斑，这些缺点是市场很难克服的。
(二)中西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的差异
由于源自历史和与现实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异，当在中西方的土地上同时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时，其表现形式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1、中国市场失灵表现为行政垄断突出和竞争机制尚未形成。
行政垄断是指中国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企业与行政机构以某种形式联合起来，利用行政权力构筑政治壁垒而形成的一种排他性控制。就目前中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国主要存在两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即地方性垄断和行业性垄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分介入，使得社会资源常常为行政权力所控制，并排斥利益外的生产经营者与之进行竞争。行政垄断严重的地区对外地产品的销售数量进行严格控制，对价格进行控制，而对本地产品实行地方性补贴，对外地产品实行高质检、技检等方面的歧视性限制，同时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入和流出。
市场秩序管理过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中国市场竞争机制形成受阻。目前，中国的竞争机制尚未形成：地方与地方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干预十分普遍，国内市场基本处于半封闭状态，这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相距甚远。部分地区的行业与部门往往只注意保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必须承认的是保护和扶持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具有相当的社会思想基础，短时间可以收到一定利益，从长远来看，势必阻碍整个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展。
2、西方市场失灵多表现为经济垄断和自由垄断
西方的垄断形式主要表现为经济垄断和自由垄断，行政垄断相比之下较为薄弱。这是中西方在垄断形式方面的重要区别。
经济垄断是指经济主体利用市场壁垒对市场形成的一种排他性控制。经济垄断是较为普遍的一种垄断形式。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猛发展，市场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进行着优胜劣汰的选择，部分生产者被排挤，而另一部分则不断发展壮大。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大，部分经济主体占据了市场支配地位，并操纵和控制着市场，对商品的生产、价格、数量实现排他性控制。
自然垄断是指由于存在着资源稀缺和规模经济效益、范围经济效益等技术理由或特别的经济理由而形成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自然垄断主要存在于第三产业中，这在西方各国历史上均有出现。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国对通讯、运输、金融和能源等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了放松管制的规定。自然垄断在反垄断法通常属于适用除外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