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医学研究，不仅是推动中国医改进程的重要具体措施，也是解决‘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的主要技术保障。”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说。
2012年中美临床和转化医学国际论坛日前在沪举行，樊代明在会上详细介绍了我国转化医学研究的进展情况。
樊代明介绍，转化医学研究，是从临床和预防出发，缩短基础研究到临床和公共卫生应用的时间，使新技术尽快转化为低成本、高科技含量的适宜技术。
近年来，转化医学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03年就发布了发展生物医学的长期计划——《NIH生物医学研究路线图》。2006年，NIH设置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CTSA），并将其纳入NIH路线图的医学研究部分。在CTSA的推动下，已在30多所大学和医学院建立了转化医学中心或临床转化科学中心。
2011年，美国宣布解散“国家研究资源中心”（NCRR），成立“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NCATS），并将大部分来自解散NCRR而节省的财政预算经费用于推动中心的创建。
欧盟在其第七科技框架计划（FP7）提出系统资助转化研究。欧盟“地平线2020”则将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和大规模的创新策略作为重点内容。
此外，2006年欧盟提出建设的“欧洲高级医药研究转化基础设施”（EATRIS）预计在2015年投入运行。
在我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医药“十二五”规划》、“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等政策与规划，都对转化医学的发展有所涉及。
而且，我国在转化医学研究机构建设方面进展也较快，先后成立了70余家转化研究中心或转化医学中心。
此外，我国还启动了一些转化医学重大资助项目和行动。“十一五”期间，“863”计划投资2亿元支持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重大疾病的分子分离和个体化治疗”。2009年，“973”计划设立了“基于系统生物医学基础的白血病临床转化研究”项目。“十二五”期间，“863”计划已设立了生物与制药领域的主题项目“干细胞治疗技术临床转化及应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鼓励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相结合的转化医学研究。
2008年上海还启动了“上海组织样本库”的建设，计划三五年后使上海拥有全世界最大、共享度最高、运行最佳的生物样本库。
“但客观而言，我国转化医学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推进阶段，发展还面临巨大挑战。”
例如，如何将转化医学、基础研究、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结合起来，转化医学怎样为我们的医疗改革服务，如何通过转化医学提高临床医学水平和人们的健康水平，如何将转化医学与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如何利用转化医学进一步发展传统的中医药学，等等。
“转化医学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樊代明认为，其一要实现临床资源的收集、保藏、整合、挖掘和标准化，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建立临床信息和临床样本的资源库。
其二，数字卫生是构建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中之重，应形成以全国统一标准的居民个人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为核心，卫生信息平台为枢纽，一卡通为纽带的资源共享系统，推广应用远程诊疗、远程教育、双向转诊和健康咨询的新型医疗卫生服务模式。
其三，制订相应的政策，鼓励转化、临床应用和公共卫生的推广。
其四，促进转化医学相关的法规科学研究，制订转化医学中心的运作机制和评价标准，完善转化医学中心的建设进程。
其五，开展传统医学的转化医学研究，推动中医药资源和复方中药现代研究的发展，促进中医药研究成果转化。
此外，樊代明认为，我国还缺乏在国家层面上明确提出转化医学研究的战略布局及其完整的实施计划。为此，中国工程院于近日正式启动了“我国转化医学发展战略研究”。该课题最终将提出举国体制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以及符合我国国情的运行模式和路线图，同时，在国内首次探索医学研究与医疗改革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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