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有限向着无限的眺望，保留对文学的热爱，也就保留了人文精神时代转译的可能。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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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的话：
范雨素是湖北人，来自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43岁，初中毕业，在北京做保姆。我们在北京皮村采访时读到了她的文章。皮村是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命运独特的城中村，因为头顶有飞机航线、不适合房产开发，至今密布着小型加工厂和打工者租居的平房。在这里，几十位有文学兴趣的打工者组成了文学小组，在NGO“工友之家”帮助和指导老师支持下写作，油印文学刊物。范雨素就是文学小组的成员。她趁空闲用纸笔写了十万字，是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大哥哥是不认命的农民，小哥哥是少年早慧的神童，小姐姐是提笔成诗的女诗人，都不是常见的农民形象。
去年，我们曾发表过范雨素的文章《农民大哥》。范雨素是湖北人，来自襄阳市襄州区打伙村，44岁，初中毕业，在北京做育儿嫂。空闲时，她用纸笔写了十万字，是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
她说，当育儿嫂很忙，若把这十万字手稿整理出来敲进电脑，“要猴年马月，我很忙，没时间。” 但她觉得，“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
她文笔轻盈，有种难以模仿的独特幽默感，有时也有种强烈的力量喷薄而出。她像位人类学家，写下村庄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档社区生活的故事，写下对命运和尊严的想法。今天这篇文章，是她自己的故事。
我是范雨素
文| 范雨素
1
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我是湖北襄阳人，12岁那年在老家开始做乡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如果我不离开老家，一直做下去，就会转成正式教师。
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
来北京以后，过得不顺畅。主要因为我懒散，手脚不利索，笨。别人花半个小时干完的活，我花三个小时也干不完。手太笨了，比一般的人都笨。上饭馆做服务员，我端着盘子上菜，愣会摔一跤，把盘子打碎。挣点钱只是能让自己饿不死。
我在北京蹉跎了两年，觉得自己是一个看不到理想火苗的人。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结婚短短五六年，生了两个女儿。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那个男人没有找我们。后来听说他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现在大概醉倒在莫斯科街头了。
我回到了老家，告诉母亲，以后我要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了。
2
童年，我和小姐姐俩人脚对脚躺床上看小说。眼睛看累了，就说会儿闲话。我问姐姐：我们看了数不清的名人传记，你最服的名人是哪个？小姐姐说：书上写的名人都看不见，摸不着，我都不服气，我最服的人是我们的小哥哥。
我听了，心里不以为然。是呀，书上的名人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生活中能看见摸着的人，我最服气的是我的母亲。小哥哥无非就是个神童罢了。
我的母亲，叫张先芝，生于1936年7月20日。她在14岁那年，因能说会道，善帮人解决矛盾，被民主选举为妇女主任。从1950年开始干，执政了40年，比萨达姆、卡扎菲这些政坛硬汉子的在位时间都长。不过，这不是我服气母亲的原因。
母亲只有几岁的时候，伪爷（外祖父）把她许配给房子连房子的邻居，就是我的父亲，以后母亲就能帮衬我的舅舅了。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俊秀飘逸的人，可父母亲的关系一点也不好，他们天天吵架。
从我记事起，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大树的影子，看得见，但没有用。父亲不说话，身体不好，也干不了体力活。屋里五个娃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
我的母亲是生在万恶旧社会的农村妇女，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我们兄妹五人的名字都是母亲取的。母亲给大哥哥起名范云，小哥哥起名范飞。希望两个儿子能成人中龙凤，腾云驾雾。母亲给我们仨姐妹的名字起得随意多了。大姐姐叫范桂人，意思是开桂花的时候成人形的。小姐姐是开梅花的时候生的，应该起名叫梅人，但梅人，谐音“霉人”，不吉利。妈妈就给她起名范梅花。我是最小的娃子，菊花开时生的，妈妈给我取名范菊人。十二岁那年，我看了当年最流行的言情小说《烟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