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愿意相信这位不幸的计生委主任是因为不堪病痛折磨，而选择了如此惨烈的方式为家庭减负，但是，就像他的一个要好的球友不敢也不原因相信她跳楼的事实一样，博主也很难相信。老公体贴，儿子优秀，仅仅因为病痛，就视生命如淡水，了无牵挂的抛下了这么幸福的一个家庭，似乎很难承载她跳楼止痛。既然权威部门已经肯定她不涉经济问题，那么，称“已不堪忍受病痛折磨”的遗书里，还有什么让警方“不便透露”呢?
当然，遗书中可能会涉及个人隐私，但是作为政府官员，叶锦茹女士的自杀已经在当地政界引起不小的反应和遐想，警方如此含糊的一句“不便透露”，只能让这种“遐想”更深更远。其一，既然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那么为什么还要入住如此高档的酒店?要知道五星级的绍兴国际大酒店最贵的景观套间高达1588元，就连最便宜的单人间也要398元。在这里跳楼自杀成本不算低，如果是自掏腰包，似乎有悖她不堪折磨为家庭减负的初衷;其二，透明是“遐想”最好的阻断剂。事实上很多自杀尤其是官员自杀事件，并不复杂也并无太多的内幕，常常是警方或者当地政府部门一句“不便透露”，让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其三，抑郁症和不堪病痛折磨，被当地政府频频用于解释官员自杀的原因，公众对此已经产生信任疲惫。上个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主任、副理事长，曾任铁岭市常务副师长的袁卫亮意外死亡，官方发给出的认定是，袁卫亮由于患抑郁症，近一个月病情加重，后溺水死亡，生前病情不为组织与同事掌握。而去年初至今至少有9起官员自杀事件，当地政府都用了“身体不好、严重失眠、工作压力大、抑郁症”等这样的关键词。
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但倘若都像这些官员这样“不堪病痛折磨”自杀了，那医生们还能活下去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抑郁症不是不能作为官员自杀的主因，但绝对不能一遇到需要解释官员自杀，就贴上了“病痛”这个标签，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不信了，至少我是不信了。
进房后，罗亚平直接从包里掏出5万块钱，扔在床上，要求这位领导“陪一个晚上，这5万块钱就是你的了”。
结果，这位领导竟鬼使神差地跟她上了床。此后，只要罗亚平高兴，就带着这位领导去酒店开房“发点小财...小小的科级干部罗亚平，贪污受贿金额惊人，曾被评价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贪污案件。
12月20日，罗亚平一审被判死刑。随即，记者采访诸多知情者，还原出“三最”女贪官的权色人生。
钱权交易：售货员变公务员
罗亚平，1960年12月出生在抚顺郊区一小镇，家庭背景一般，他的父亲只是当时镇上一名普通的干部。虽然罗亚平身为女儿身，却从不愿与女孩们玩，整天跟着哥哥等一帮男子打打闹闹。
身为干部家子弟，罗亚平的生活水平较普通人家要好许多。加上罗亚平在家中排行最小，自然深得父母疼爱。在父母的宠爱中，罗亚平性格变得霸道专横、泼辣而强悍。
当年的同学至今仍记得，罗亚平的强悍，无人敢惹。当年，学校里总有小混混欺负女孩，罗亚平知道后领头召集来好多男孩去收拾小混混。因为小混混比学校里的学生年龄要大许多岁，所以男学生来后没人敢上前。罗亚平第一个冲了上去，打得对方落慌而逃。
罗亚平在完成高中学业后，因没考上大学，到农村供销社做一名普通的售货员。
然而，在抚顺市郊小镇这块巴掌大的地方，人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转个弯都是拐带出亲戚来。再加上父亲为官多年，许多官员都是罗亚平父亲的同僚或一手提拨起来的。
1979年，罗亚平便在父亲的运作下，转到抚顺市郊政府（现顺城区政府）城建局团委当起了通讯员。后来，罗亚平借机会转为了公务员。
罗亚平从站在柜台前的售货员，摇身一变成了坐在政府办公室里的宣传员。
正是这一系列身份的蜕变，让刚刚走出校门的罗亚平深刻地体会到了权力的魔力和甜头。
权有多大，就能办多大的事！也正是这次身份的转变和认识，成为罗亚平日后在仕途中疯狂追逐的源泉。
在七八十年代，农村都有着早婚的传统。罗亚平也不例外，1979年，相貌平平的罗亚平，在父母的安排下，开始了第一段婚姻。不过这段婚姻只维持了5年，1984年她便离婚了，留下的只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