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三甲医院的小护士，每天都面对数不过来的生离死别。熙熙攘攘的人群来来去去，很多脸庞都渐渐模糊，留下的喜悦、悲伤、遗憾却都清晰不变，感谢声，质疑声，指责声交织成每天忙碌的医院背景音乐。我们在其中，总来不及感受那些离合悲欢，就匆匆又投入下一场生命抢夺战。
要说什么情感最让人难忘？除了爱，就是恨了。护士的“恨”可能来源于社会的偏见，工作的委屈，自我的怀疑……但这些“恨”能记得的都只有他自己，这些年工作中受的委屈着实不少，但要样样都记得却也不可能，显得自己小肚鸡肠，现在哪个成年人是容易的？谁还不是一边受委屈一边长大的。如果受的委屈转为“恨意”，那就难忘了起来……
初步开始护士生涯的前两年，总是在进行“三观”的维护，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我需要不时地调整心态。那是第一个指着鼻子将我骂哭的家属，始终记得。
住在22床的一个老伯，因为copd呼吸衰竭进行气管插管，接上人工呼吸机辅助呼吸。这样年老又呼吸功能减退的患者，往往无力咳嗽咳痰，需要进行吸痰。那天是我的夜班，患者咳嗽，听诊痰鸣音明显，于是进行吸痰护理，却被家属用手指着鼻子大骂“没有人性”，“床上躺着是你的父亲，你也这么残忍吗？”我操作完一脸茫然，解释患者现在需要吸痰，却被叫“滚开”，我顿了顿，内心难以平静地走开。
刚回护士站坐下，值班医生便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听见家属的责骂声，我一下就难以抑制的泪流满面，从小到大从未受过如此责骂，心中愤恨他还咒骂我的家人，但自己却不会回应。
那一刻，怀疑自己的选择，这个职业就像是人生的“修罗场”，只想逃离。庆幸我搭班的值班医生立刻就去找家属谈话，要求他们“尊重护士”，心中有了不少安慰，医生与护士就是彼此的“战友”，也是彼此坚强的后盾。
巧的是后来一天，我在协助做介入的时候，再次见到那个责骂我的家属，但他显然已经不记得我了，我给他做术前的准备，宣教，他很是配合。我也默默配合手术，不再多想。
这位妇联主席的妈妈住在我们科室，每天需要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钠”，那日正是我给她执行皮下注射，妇联主席突然向我发问“你是编内的还是合同的？”“我是合同编外的。”“那你怎么给我妈打针？”“我也是这个医院的护士，可以操作。”“你是新来的吧？”“来了两年，算是新人。”
“你会不会打针，我要去护理部投诉你。你们护理部主任是我同学“
事后我跟护士长报备此事，不到半小时，护理部便打电话给我们科室主任，追问责任护士是谁，我停止上班，被叫去护理部谈话，问我详细的过程，操作的过程、手法以及是否态度恶劣，顶撞患者、家属。我气愤又委屈地转述了事件的经过，几次忍住泪水。还好护士长信任并袒护我，觉得对方有些刻意为难。后来患者顺利出院，家属表示感谢，以朋友名义邀约护理部主任吃饭，还有我们的主任和护士长，还点名让我一起出席，我当然是没去，只听说席间她向我们护士长说我是个好孩子，那天也没别的意思，关于我的资历他都知道。我一笑置之，心想何至于此？
老陈是科室的老患者，因为COPD常年住院，是我们熟悉的老病患，一年冬天，老陈再次因为感染住院，这次呼吸衰竭严重，老陈陷入了昏迷，用上了人工呼吸机。那天我才知道，他的儿子是地区的大领导，一时间来探望的人差点把走廊占满。
老陈需要陪护，也是一堆人站出来说“领导，让我来。“于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搞了个排班表，一天三班倒，跟我们一样，正儿八经地”上起班“，但是没有工资酬劳，大家都表示是”自己人“，不能算钱，算钱就不像话了。
老陈已经处于植物人状态，不太可能苏醒，但是生命各项指标都还正常，老爷子身子板很硬朗，撑过了三年，期间那些一开始踊跃的人，开始慢慢找理由退缩，剩下不到十个人轮流值守，偶尔临时叫人顶个班，大家也渐生怨气，又不敢吱声，时常把无名火发在我们身上。
晚上每2小时过去帮忙翻身时，呼唤其一起协助，有时假装熟睡没听见，有时会送给我们几个大白眼，老陈虽然只有140斤，但全身僵硬蜷曲，一个人实在难以翻动，多叫两次便会被骂，有时他们动作粗鲁，顺口的一句：“慢点，轻点”，被骂：“垃圾，烂人，你什么东西？”时常被这些辱骂气的头脑发热。
后来领导下了台，再也没有什么人来主动帮忙陪护了，老陈又再撑了一年，走了。
旧事重提，回看当初，那时的我是个“愣头青”，不懂得应对家属的刁难与指责，心理承受能力也很弱，无法正确应对化解矛盾，算是“医患关系”的一门实践课，当时我不会解，现在也说不上得心应手，但是也从容许多，那些伤人的“恶语”也不再能中伤我，就如利剑刺向河流，偶尔激起一些水花，却没有伤痕。
同样，我也学会了更多的包容，知道有时人在情急之下会冲动地说一些气话，耐心地安抚和劝导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特殊的事件让患者、家属和医护不经意间相识，甚至改变彼此的命运。跟拯救生命相比，责骂确实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小护士脆弱的心里却留下一颗扎心的钉子，直到后来她想起来，拔起它时有点刺痛，却发现伤口不深，不过是皮外伤，不过几天就可痊愈，便不再理会，丢在遗忘的角落，继续保持热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