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1+1》2013年8月16日完成台本
--小儿科问题真是“难”
解说：
看病难到底有多难，北京儿童医院赛过春运的场面。
工作人员：
一个一个进啊，后面不要挤。
解说：
医生压力大，到底有多大，500多民医务人员，需要应对门诊265万。
护士：
您别嚷，咱有问题解决问题。
家长：
孩子耽误了你负责。
解说：
焦急、无助、愤怒的家长，忙碌、无奈、委屈的护士。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
天天装怂、时时装怂。人家大声我就小声，人家骂两句我就不言语。
解说：
两次蹲点，从北京儿童医院我们看到了什么？
《新闻1+1》今日关注小儿科问题真是“难”。
评论员董倩：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看个病像打仗，然后挂个号像春运，这句话描述的是儿童医院的情形。但是春运的紧张、拥挤和噪杂，人家是一年一次，而在儿童医院这种情形是天天如此。
都知道看病难，儿童看病更难，那么带着孩子来儿童医院看病的那些家长是一种什么状态？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给他们看病的这些医生，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么现在正值暑期，是孩子们看病的一个高峰。本台记者就再次蹲点北京医院，我们先去那里看一下现场的情形。
解说：
难？到底有多难，去一下北京儿童医院的门外就会有最深切的感受。几块泡沫，一张防潮垫，一床薄毯，只要有一块空地，就会住满从外地赶来为孩子看病的家长。很多大人怕发生意外，即使睡熟了，依然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酷热的盛夏一夜艰难过后，他们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挂号。从早上6点医院挂号大厅开门，这里就迅速变成了一个战场。
北京儿童医院保安：
一个一个进，后面不要挤。
解说：
然而对这些家长来说，最难受的不是打地铺、通宵排队、拼命奔跑，而是连续几天挂不上号。
记者：
您在这排队排了几天了？
排队挂号的家长：
排了两三天了，昨天早上4点多过来的。都没排上号，排到我这，就没有号了。
解说：
暑期又是北京儿童医院就诊的高峰，这里几乎天天上演着春运式的拥挤，在今天7月医院有18天的门诊量都超过了一万人次，和去年同期相比，门诊量又增加了近20%。但医院的医生还是去年的500多人，因此既使是加班加点，一刻不停，医生依然忙不过来。拥挤、失望，还有孩子的哭声，很容易让家长们的着急演变成愤怒。
家长：
你们这真是，耽误了你们负责啊？你那边使唤到这，这使唤到那。
护士：
咱先给孩子看看。
家长：
39度5，干什么的你们。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李姸：
您别嚷，咱有问题解决问题。
孩子奶奶：
孩子耽误了你负责。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医生：
孩子发烧是吧？
患儿奶奶：
对，烧得高一下39度多。
患儿家属：
我上内科以后，他告诉我说让我再上外科再诊一下，我是上内科（还）是上外科。那一会我再去哪？现在她疼了，我疼我能夜里来吗？你先把她这疼给我解决解决好不好？你们协调一下，第一时间先给我看了。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医生王龙：
那您把孩子带过来。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高恒妙：
一二四家庭，一个孩子一对父母，上面还有四个老人，六双眼睛盯着一个孩子，生怕有什么问题万一耽误了，对这个家庭影响特别大，这种心情我们都能理解。
解说：
然而现实中的冲突却不是靠一方的理解就能化解，在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接诊的几乎都是病情严重的患儿。可以说是医院中最紧张最忙碌的科室，每天挂急诊的孩子超过了400人，但急诊室总共只有14位医生值班出诊，对他们来说除了累，最占精力的和最有压力的和是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关系，职责、辱骂甚至是动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护士李姸：
天天装怂，时时装怂，人家大声我就小声，都是这样，人家骂两句我就不言语。
解说：
李妍告诉记者，有一次因为给一个孩子树液时，她扎了两次，就被孩子家长粗暴地拉出了树液室。
李姸：
你说现在人多精，输完液之后，那些人就跑过来，然后把我拽出来了，拽出来然后拽着我胳膊骂我，骂完之后踹我。
解说：
这一年医院给李姸颁发了最受委屈奖，但心里的伤痕却还需要这位年轻的护士自己去治疗。在北京儿童医院家长不容易，始终处于高强度工作中的医生也不容易，他们除了承载着压力和风险，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高恒妙：
（除了）身体上的这种压力、疲劳之外，更重的是他们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很少有人愿意干儿科，儿科急诊就更没人愿意干。
评论员：
在儿童医院看病难，这种难应该说是各方面都感觉到难。首先我们来看是患儿难，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年龄，首先是说不清楚自己到底哪难受，他表达不清。再有一个患儿这样的一个年龄，因为他的免疫力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病情变化会非常快，这是患儿难。
再看家长难，那么有了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得了病是病在孩子身上，疼在家长身上。那么孩子得了病之后，家长身上的这种焦急、无奈到了医院之后挂不上号，这种非常疲惫甚至甚至恐惧，这种心情真是很难。
再来看医生也同样是难，我手里有一个数字，像儿童医院的医生，平均每天每人的接诊量至少43次。那么，刚才说了由于孩子表达不清楚到底是到底哪难受，因此就需要医生调动他所有的理论经验，还有临床经验，再诊断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难，于是有分析说，其实造成儿童医院看病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儿童这个给儿童看病的医生少，少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不妨来看一个数字。
这是2011年的，全国儿童医师是将近9.6万人，儿科床位20万张，那么我们来看每千名儿童是0.43名医师，0.93个床位，如果要提到千分之一的标准的话，儿科医师缺口是十几万人。这样的缺少，那么肯定看起病来自然就是难。那么一难的话，这种难不仅是表现在每天的这种身体上，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更表现这种心理，刚才短片中也有医生和护士一直在说，装怂这两个字，这是北京的口语和土语，它表现的是一种人在巨大的压力和委屈之下，还要尽量保持一种平静和若无其事，实际上对于医生和护士来说，这真的是很难。
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那么医院场所暴利伤医情况的调查，有将近40%的医务人员有过放弃从医的念头，或者准备改行。那么28.4%医务人员倾向于选择自我保护性的诊疗的方式。儿童看病难的问题，应该说不是今天出现的，这是一个很长时间一直存在的问题。在目前我们说它，就希望各方都能够去理解设身处地地为对方去着想一下。在2011年的时候本台记者曾经蹲点过儿童医院，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再一次蹲点有什么改变吗？我们继续关注。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特级专家张金哲：
好容易挤进来了，半天排上队，我们充分理解了这个你才能够解决这个矛盾问题。
解说：
从91岁到94岁被称为镇院之宝的张金哲院士还在坚持察看病房，北京儿童医院资源紧缺的现实仍在延续。依旧一号难求，依旧拥挤嘈杂，资源没有改善门诊量还在增加。2011年220万，2012年265万，今年7月又比去年同期增加近20%。
急诊科能值班出诊的依旧是14位医生，他们分成五组，白班、小夜班、大夜班轮流，他们自嘲说，自己就像是五个串，串在一起一个也跑不了。
高恒妙：
受得了也得受，受不了也得受，没有办法。因为人员就紧缺到这种程度，如果有一个人不（上班），那就意味着另外一个人要多上班。
电话采访本台记者张萍：
因为急诊号是不限号的，尤其是2013年全北京市所有发生危急状况患儿转院都是要由北京市儿童医院来承担的。
子硕妈妈：
没有阿姨的小被子俺们被冻了是吧？是不是，睡着了吧？睡着了吧，说给阿姨。
子硕：
睡着了。
解说：
3岁的患儿没有御寒的被子，就睡在医院冰冷的走廊里过夜，这是记者在2011年拍到的一幕，白血病患儿马子硕到北京儿童医院，为了挂号子硕的爸爸、妈妈、伯父、堂哥四个人一整夜轮流排队，争夺大厅每天放出的血液科26个号，他们还被票贩子赶走过一次。两年过多过去了，北京儿童医院的挂号男还有票贩子问题有没有缓解呢？
张萍：
变化最多的就是儿童医院比以前更忙了，号比已经好挂了，号比已经好挂最主要的原因是儿童医院自己内部进行了调整，神经内科的普通号加大号源，同时他们放开了特需号，保卫人员的管理比以前要更加强了。恩（但是）号贩子更猖獗了，因为没有什么处罚，最多就是罚50块钱，或者是给他拘留五天，出来之后继续倒号。
解说：
2012年以前号贩子曾将现场预约挂号几乎全部垄断，一个号曾经炒到了三千元。这两年为了缓解挂号难，儿童医院采取了一些办法，比如分层挂号，放开特需号，鼓励医生多出门诊，15名医生每天达到650人次，但是票贩子问题却依然是顽疾。
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方芳：
我们挂出去20个号，但是都在号贩子手里，也可能造成我们大夫8点多坐在这儿，他没卖出去，或者卖的晚一点，家长就集中在10点钟都上来了，所以就造成前两个小时大夫坐在这等着病人。
解说：
两年前白血病患儿小子硕曲折的求医过程，曾令全世界振动，但是两年来儿童医院肿瘤化疗室依旧狭小，血液科病房床位依旧非常紧缺，待建的儿童血液肿瘤中心因拆迁问题8年来进展缓慢。
北京儿童医院基建外负责人李来顺：
有时候站在12层往下看这个项目这个拆迁的地方，（胡亚美院士）特别感慨，说我能不能在我活着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项目建起来，这个我们听着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张萍：
儿童医院也呼吁，希望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他们说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能够把这个拆迁的问题谈下来，然后明年能够开始启动建设项目，预计在2016年这个楼能够投入使用。
评论员：
通过记者的报道我们知道，对于北京儿童医院来说有两个变化。一个是号好挂了，但是与此同时医院更忙了？怎么看待这种变化，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倪鑫，倪院长您好，您现在给我们提供几个数字，今天8月16号星期五，今天的门诊量儿童医院量是多少？
倪鑫：
主持人你好，今天的门诊量目前我们门诊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晚上开到11点，白天大概是挂了8500人，按照这几天的数额来看，平均每天晚上大概1000到1200人，那么下来的话就应该是在9700左右。
评论员：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是一个暑期，暑期可能对儿童医院来说这是一个旺季，那么跟平时相对地来比会多出多少每一天？
倪鑫：
暑期和平时的门诊量相比的话，按照每年和今年总的来看要增长20%到25%的门诊量。
评论员：
到了暑期你们就会更忙。您再给我一个数字，在这一万个人里面人次里面，大概是疑难病大病是多少比例，常见病小病又是多少比例？
倪鑫：
那么在这一万个人里面，我们常规大概是有三千左右，都是一些常见的发烧感冒的病人。那么，大概有另外三千左右，应当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和来自于北京的一些疑难重症。大概还有大概三千左右，应该是说在其他医院就诊过，或者是病人直接就来，也许不是说很难的，但是他认为儿童医院就是放心了，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评论员：
另外一个倪院长，我们都知道你们现在是超负荷的工作，不管医院还是医生，但是不管医院也好，还是医生也好，不可能永远地超负荷下去，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应对之计，目前你们的应对之计是什么？
倪鑫：
是这样的，目前的这种超负荷从医院应对来讲，我在想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说我从空间方面尽量地扩大医疗用房，包括我们提前挂号，包括我们把整个流程改变，使病人最短时间能够就诊完离开医院。那么从人员来讲的话，刚才你也介绍了，我们大概是500多个医生，我们从提早就诊，然后包括我们增加了夜间门诊，夜间专家门诊和我们所有的检查预约，从原来两个夜，现在全部变成两天，通过这些改进能够尽量地使想到儿童医院就诊的病人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评论员：
你能一直这么做下去吗？因为你现在应对暑期，接下来有没有平时的状态也这样应对吗？
倪鑫：
我想的这种状态对于我们医院来讲，可以说应该已经达到这个极限了，那么再去做，因为在现有的人员前提下很难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了。
评论员：
另外，倪院长你作为一个儿童医院的院长，给孩子看病的院长和给那些大人看病的医院的院长相比，你感觉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倪鑫：
我感觉主要是从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压力大了，因为对于儿童医院作为一个儿童医院院长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对孩子的这种期望值很高，所以说我们的医生难度也大，作为管理者难度也大。第二个呢，我们就诊的难度大，刚才你也说了儿科象征一个雅科，孩子的病很难去看，而且孩子到了儿童医院以后，没有地方可转诊了，所以说我们压力大了。第二，我们的责任大了，因为一个孩子健康不仅涉及到一个家庭，包括社会，甚至祖国的未来。另外一个我们没有发，我刚才提到不可能再转诊了，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如果看不好也没法转了。第三个，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我们承担了大量的公益性的活动，因此到这以后，感觉责任重大了。那么相应的就是呢，我们需要奉献就更多总的感受，这是儿童医院总的感受。
评论员：
好的，谢谢倪院长。
像北京还有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全国顶尖的医疗资源集中，那么与此相伴发生的也就是各种矛盾，也就相应地也就多了。那么对于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年来想出的办法有什么，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继续关注。
解说：
2011年秋，北京市卫生局发布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务必在2011年年底前全部恢复儿科门诊和病房建设，当时的现实是北京83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有16家医院没有设立儿科，而其中既有儿科门诊，又有病房的，仅九有38所，还不到综合医院数量的一半。
全国医院协会副会长陈晓红：
这么多综合医院，把儿科都取消了，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经济效益的导向是不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人民群众对儿科的要求越来越高，可是我们却在减少。
解说：
要恢复儿科门诊和病房建设，不单单只于硬件的准备，更重要的是信心的建立和一线儿科医生的储备问题。就在北京市卫生局把通知下发的同时，在北京，同时上演着这样矛盾的一幕，儿童专科医院里患者扎堆看病，而普通医院的儿科门诊却相对冷清。
家长：
儿研所水平好，人家啊，小孩一摸一看就确定了，就能确诊了。像那有的不是专科的，去了以后，这也看，那也听，又是验指血、又是听肺，听了半天，最后还是确诊不了。
家长：
因为大家都比较慎重，觉得孩子生个病都比较重视，担心耽误了，所以都要找一个信得过的医院。
解说：
冷热不均的现实背后是家长对基层医院儿科门诊规模小，有没有儿科专业医生，技术上是不是过硬的担心，这样的担心还来自于一个统计数字。在我国，儿科专业医师缺口超过20万，因此比建立信心更紧迫的是，加大儿科医生的储备。
中华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赵正言：
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吸引更多的临床医学毕业的毕业生来从事儿科事业，大学的医学院这个层面应该设立儿科专业、儿科系，使一些优秀的人才，成为我们儿科医师的一个来源之一。
解说：
1998年教育部进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调整，儿科专业在被调整之列，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创建于1955年，国内四所最早开设儿科医学专业之一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系也在其中。去年，上海交大在停止了13年后，儿科系重启招生，30名临床医学专业儿科学方向的本科生入学，开始了五年的专业化学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黄钢：
实际上我们开设临床医学专业儿科方向，最重要的目的首先是招收一批专业思想牢固的医学生，未来成为儿科医生。
解说：
作为上海市唯一的一个开设儿科系的高等院校，四年后30名儿科医生走上岗位，还远远达不到现实的需求量。当儿科医生的需求还远未满足，由于收入低，工作压力大，儿童医生的人才流失却还再继续。当小儿科成为人们形容事情可以轻松搞定时的一句调侃，真正的小儿科发展却急需重视。
评论员：
看完这个短片，我们看到了两个尴尬。一方面是儿科医师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儿科医生还在不断地流失这是一个尴尬。另外一个尴尬，就是一方面社区医院门口儿科可以说是门堪罗雀但，但是另外一方面，像这种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这样的大医院都快挤爆了头，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的朱宗涵会长。
那朱会长您看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儿科医生太缺了。那么，刚才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比如说像上海交大医学院，他们纷纷重启，而且像重庆医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他们一直没有断了培养，那我们感觉这并不是太难，如果要是让这些大学都重启，能够培养儿童医生，这件事情有那么难解决吗？朱会长。
朱宗涵：
这个问题应该讲不是很难吧，主要是一个政策问题。
评论员：
什么政策问题？
朱宗涵：
因为我们国家在六十年代开始，很多医学院就开始建儿科系，儿科专业，这些儿科专业长期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儿科医生。可以说，现在大部分的儿科医生都是由这些儿科专业培训。1998年以后，1999年开始停办了，这样的话儿童医生的来源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些原来的儿科系、儿科专业再恢复的话，又可以重新为我们国家培养需要的儿科医生。
评论员：
您刚才说到一个政策问题是什么问题？
朱宗涵：
就是我想应该是方向，就像北京，像上海较大一样，允许医科大学医学院，他们自己来决定我有没有能力培养儿科。如果他能够有能力培养儿科医生，那不是解决很大的问题吗？
评论员：
您的意思就是说主动权并不掌握在医科大学的学的学校的手中？
朱宗涵：
对，因为1998年儿科专业是被撤销了。
评论员：
但是我们看到，比如说上海交大医学院他不是也在自己在恢复儿科的设置吗？那怎么解释？
朱宗涵：
这是他们自己的探索，自己的尝试，它是对对方的，不是全部的政策，是对方自己做的政策。
评论员：
您看如果要解决刚才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儿童医院这种急需儿科医生的状况，必须要是从培养儿科医生做起，对于这些医科大学来说，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
朱宗涵：
我希望国家能够出台一个政策，有能力培养儿科医生的这些医科大学和医学院都恢复专业，很简单的一个事，部长说句话就能解决的事。
评论员：
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恐怕还牵涉到一个怎么能够在县和乡这样级别能够设置更多的医疗资源，包括医生来解决儿童看病难的问题是吧？
朱宗涵：
县、乡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了解，绝大部分县医院里面没有专门的儿科，由内科来兼办的。
评论员：
好的，非常感谢朱会长给我们介绍这些，小儿科的问题应该说解决起来绝不小儿科，那么它需要我们要比解决成人看病的问题要有更大的耐心，还有更持久的毅力。
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