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的这座城市，在一条老街的街脚，有一间俄式小房子，他从前是美观的，但是现在它像人一样老了。
小房子门口有一棵数，树已经死了多年了，像一只长长的手臂从地底下伸出来，张着短而粗的“五指”。其中一“指”上，挂着一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风吹即动，发出悦耳的响声。
那小房子是一间黑白铁匠铺。
那一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是它的标志，也是铁匠手艺的广告。
铁匠年近五十了，却并不守穷人命。他仍有一个热切的、可以理解的愿望——在那条老街被推平之前，能凑足一笔钱，在别的街上租一间面积稍微大一点的房子，继续以铁匠手艺养家糊口，度日维生。
他却至今还积蓄。要想在这座城市里租一间门面房，手中没几万元根本别做打算……
某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出现在他的铁匠铺门前。
“老人家，您做什么？”
“桶”
老者西装革履，头发银白，气质儒雅。
“多大的呢？”
老者默默地用手比量出了他所要的规格。
望着老者离去的背影，铁匠困惑的想——他要我为他做一只白铁皮桶干什么用呢？他望见老者在街尽头上了一辆分明是等在那儿的黑色轿车……
几天后老者又来了。
铁匠指着已做好的桶让老者看。
不料老者说：“小了。”
“小了？”铁匠顿时一急。他强调，自己是按老者当时双手比量出的大小做的。
“反正是小了。”老者的双手比量在桶的外周说：“我要的是这么大的。”
“可……”
“别急，你用的铁皮，费得工时，我一并付给你钱就是了。”
老者在来时对第二只桶频频点头。
“这儿，要有个洞。”
“为什么？老人家。”
“你别管，按我的要求做就是。”
铁匠吸取了教训，塞给老人一截白粉笔。老者在桶上画了一个园，没说什么就走了。
老者第四次来时，“指示”铁匠为那捅了一个洞的桶做上拎手、盖和水嘴儿。铁匠这才明白，老者要他做的是一只大壶，他心里纳闷儿，一开始说清楚不就得了吗？如果一开始说清楚，那洞可以直接在铁皮上就捅出来呀，那不是省事儿多了吗？
但他已不问什么了。他想这件事非要这样不可，对那老者来说，是一定有其理由的。
铁匠错了。老者最终要他做的，也不是一只大壶，而是一只喷壶。
喷壶做成以后，老者很久没来，却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替老者来过一次。她将那只大喷壶仔仔细细验了一遍，分明想要有所挑剔，但那大喷壶做得确实无可挑剔，姑娘最后不得不说了两个字——“还行”。
“还要做九只一模一样的，一只比一只小，你肯做吗？”
铁匠目光定定地望着姑娘的脸，似乎在辨认从前的熟人，他知道那样望着对方有失礼貌，但他不由得那样，
“你肯做还是不肯做？”
姑娘并不回避他的目光。恰恰相反，她迎视着他的目光，仿佛要和他进行一番目光与目光的较量。
“你说话呀！”
姑娘皱起眉，表情显得不耐烦了。
“我……肯做。当然肯……”
铁匠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一年后来取，你承诺一只也不卖给别人吗？”
姑娘的口吻冷冷的。
“我……承诺……”
铁匠回答时，似乎自感卑贱地低下了头，一副目光不知望向哪里的样子……
“钱也要一年以后才付。”
“行，怎么都行，怎么我都愿意。”
“那么，记住今天吧，我们一年以后的今天见。”
姑娘说完，转身就走。
铁匠跟出了门……
他的脚步声使姑娘回头看他。她发现他是个瘸子。她想说什么，却只张了一下嘴，什么画都没说，一扭头快步而去。铁匠的目光，也一直将姑娘的背影送至街的那一端。他看见她做进了轿车里，对那辆轿车他已很熟悉。
后来，这铁匠就开始打做另外九只喷壶。他是那么认真，仿佛工艺家在进行工艺创造。为此他婉拒了不少主动上门的活儿。
世上有些人没结果婚，但世上每个人都是爱过的。
铁匠由于自己是瘸子至今没结婚，但他还是一名初二男生时就爱过了。那时的他眉清目秀。他爱上了同班一名沉默寡言、性情特别内向的女生。其实她的容貌算不上出众，也许她吸引他的只不过是她那红润的双唇，像樱桃那么红润。主观的老师曾在班上不点名地批评过她，说才上初二不该涂口红。她委屈得哭了，而事实证明她没涂过口红。但从此她更沉默寡言了，因为几乎全班的男生都开始注意她了，由于她像樱桃那么红润的唇。初二下学期他和她成为同桌。起初他连看都不敢看她，他觉得她的红唇对自己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并且开始以审美的眼光暗自评价她的眼睛，认为她有双会说话的眼睛。不久他又被她那双白皙的的小手所诱惑，那到的确是一双秀美的小手，白皙的近乎透明，唯有十个迷人的指尖儿微微泛着粉红……
某一天，他终于鼓起一百二十分的勇气塞给她一张字条，上面写满了他“少年维特之烦恼”。
结果，他首先被安排与自己的同桌分开了。
接着字条被在全校大会上宣读了。再接着是找家长谈话。他的父亲——三十几年前的铁匠从学校回到家里，怒气冲冲地将他毒打了一顿。而后是写检查和保证书……
这是初二男生的耻辱，直至“文革”开始以后方得以洗雪。他第一个冲上批斗台抡起皮带抽校长；他亲自操剪刀将女班主任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他对他同桌的报复最为“文明”——在“文革”第一年的冬季，他命她拎着一只大喷壶，在校园中浇出一片滑冰场来！已经没哪个学生还有心思滑冰了，在那一个“革命风暴”凛冽的冬季。但那么多红卫兵成为他的拥护者。人性的恶被以“革命”的名义调动得天经地义理直气壮。那个冬季真是特别寒冷啊，而他不许她戴着手套拎那把校工用来浇花的大喷壶。看着她那双秀美白皙的小手怎样一触碰到喷壶即被粘住，他觉得为报复而狂热地表现“革命”是多么值得。谁叫她的父亲在国外，而且是资本家呢！“红五类”对“黑五类”冷酷无情是被公认的“革命”原则啊……整个冬季她也没浇出一片足以滑冰的冰场来。
春风吹化她浇出的那一片冰的时候，她从学校里也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
在狂热“革命”的红卫兵也逃避不了“上山下乡”的命运。艰苦的劳动绝不像“革命”那么痛快，他永远明白了这一点，代价是成了瘸子。
返城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一名女同学告诉他，其实当年不是他的同桌“出卖”了他，而是那名和她特别亲密无间的女同学。他听了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都是“文革”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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